2024年5月23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题为《为何付钱给女性生孩子行不通？》，对全球范围内的生育补贴政策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这些政策不仅无法有效提升生育率，而且缺乏底层逻辑支持。
对此观点，梁建章和黄文政今日发文《需要回到底层逻辑来思考人口问题》进行反驳。他们认为《经济学人》的论断忽视了人口问题的底层逻辑，尤其在应对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对文明的潜在威胁。
当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仅为1.6，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2.1更替水平，预示着人口规模将持续缩减。文章引用日本学者吉田浩的“儿童人口时钟”，警告低生育率危机可能导致日本在近700年后仅剩一名儿童，而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梁建章和黄文政强调，生育率的下降具有自我强化特性，不加以政策干预将导致人口加速减少，影响文明的存续。
他们指出，《经济学人》对技术进步过分乐观，认为技术足以适应低生育率社会，却忽略了技术发展本身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创新放缓，最终技术发展停滞。此外，生育率低下还会影响社会结构，降低应对老龄化的能力，增加财政压力。
对于《经济学人》关于生育补贴效果的质疑，梁建章与黄文政认为，补贴虽有直接帮助贫穷家庭和提高女性就业的正面作用，但文章未能认识到，提升生育率的核心在于纠正激励机制错配。他们主张，生育补贴是必要的公共政策，因生育的社会收益大于家庭成本，且能促进社会整体福祉。他们提出，生育激励不应局限于现金补贴，还应包含减税、托育服务等，以降低育儿机会成本，尤其对职业女性更为重要。
针对成本效益争议，他们分析指出，生育补贴的长期收益远超短期成本。以法国为例，尽管补贴看似昂贵，但人均一生的税收贡献远高于补贴额，证明了生育补贴的经济合理性。他们批评《经济学人》仅以经济产出衡量生育价值，忽视了生命的内在价值和维持文明的意义。
最后，文章呼吁中国应重视其独特的低生育率问题，利用文化优势和强有力的政府机制，设计更为大胆的生育补贴政策，如累进制补贴，确保养育家庭获得稳定收入，以此刺激生育意愿，稳定人口，保障国家的长期发展与文明延续。他们建议的政策框架包括为不同孩次设定不同补贴额度，并结合税收减免、一次性现金奖励及房贷优惠，以全面提振生育率和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