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业内传闻称，“有公募基金要求，2023年已发超过290万以上的薪酬退回”。据财联社报道，目前，确有央企旗下公募基金实施限薪举措，且自2022年起超出标准的退薪工作已于本周启动，但退薪标准并非上述290万元，而是达到一定标准后，部分退回。
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发文表示，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谨慎，因为每个决策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的，法律和规定应当是前瞻性的而非追溯性的，即不应对过去的行为进行追溯处罚。
然而，针对当前金融领域中部分收入畸高的基金经理群体，胡锡进明确表达了支持退还款项的声音。他认为，当基民遭受巨大亏损时，基金经理作为管理者，如果仍然获得高额且固定的收入，这是极不公平的。他形容这种旱涝保收的情况等同于基金经理吸食了基民的血。
胡锡进强调，基金经理的薪酬结构亟需改革。他提出，只有当基金经理帮助基民实现了盈利，特别是当他们的业绩超越了大盘指数时，才应获得提成。在市场低迷时期，如果基金经理能够帮助基民减少损失，也应得到适当的奖励。相反，如果基金经理的业绩平庸或导致严重亏损，他们应该只能获得基本的技术性收入，并且在业绩极差的情况下，还应退还部分收入。“公募基金经理的收入应当受到监督和合理规约。”他强调。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年内已有157位基金经理离任，其中不乏管理产品经验超十年的公募“老将”，他们所管理的产品大多由年轻一代的基金经理接管。同期，新上任的公募基金经理的人数达到了282人。
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基金经理增聘、卸任、离职公告或较为频繁，这其中有有降薪的原因，有基金公司基于压缩人力成本的考量，也有业绩不佳带来的压力，以及发展空间、公司制度、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多重因素。尤其银行系基金公司限薪相对更为严苛，留住人才的难度会变高。中小型公募当下面临一定程度的经营挑战，留住人才也比较难。
值得注意的是，行业还出现了基金经理业绩不佳转任研究员的现象。据时代财经报道，近日，东吴基金公告4只基金产品变更基金经理，其中涉及两名在任基金经理的岗位调整，分别是丁戈及王瑞。此次引起关注是因为以上两名基金经理在公告中明确提及卸任产品后的岗位调整，均是转任研究岗位。
事实上，将基金经理调回研究部门，并非业内少见，市场下行周期则更为多见。自去年以来，已有海通资管、国元证券等数家机构有基金经理转任研究岗位。更早些，鑫元基金曾公告，首席固收投资官王海燕转任研究工作。
此次事件，东吴基金也就两名基金经理卸任后的转岗情况回应称，“调整主要是结合相关人员自身的投研水平、职业规划，以及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进行合理安排。一般来说基金经理卸任会先行转岗至研究部从事研究工作，如有需要再视实际情况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