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湖南银行的零售贷款业务呈现下滑趋势，已从2020年末的902亿元高峰缩减了140亿元，市场份额下跌了16%，与长沙银行的差距日益扩大。
在过去十年，面对利差收窄、金融脱媒、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中国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将零售业务视为经营转型的关键和重要的利润来源。2017年前后，湖南省内的两家城商行——湖南银行（前身为华融湘江银行）和长沙银行，几乎同时启动了零售转型战略。然而，七年过去，这两家本土银行的发展状况却大相径庭。
回顾2016年末，两家银行在零售业务市场份额上相差无几。当时，长沙银行的零售业务存贷规模为884亿元，而湖南银行为702亿元，湖南银行的体量约为长沙银行的80%。但到了2023年末，长沙银行的零售业务存贷规模已激增至5208亿元，而湖南银行仅刚突破2000亿元，其体量已不足长沙银行的40%。
面对如此显著的增长差距，我们不禁要问：在零售转型的七年里，湖南银行究竟错失了哪些机遇？
通过对比2023年两家银行的零售业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长沙银行资产总额已达到10613亿元，提前两年实现了“万亿”资产的战略目标。其零售业务板块表现强劲：储蓄存款规模达到3361亿元，较2016年末增长了2722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6.78%；零售贷款达到1848亿元，新增1603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5.65%；零售客户数达到1770万，较2016年末新增了923万，几乎增长了一个转型前的长沙银行。
相比之下，湖南银行的零售转型成绩则显得黯淡。截至2023年末，其资产总额为5031亿元，约为长沙银行的一半。在零售业务板块，储蓄存款规模为1305亿元，较2016年末新增81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51%；零售贷款为762亿元，较2016年末新增约550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3%。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银行的零售贷款在近三年呈下降趋势，与长沙银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湖南银行在转型初期零售业务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但随着大股东变动、管理层更迭，其零售业务似乎已陷入停滞和板块失衡的状态。从近年的年报和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些问题的端倪。
首先，不稳定的公司治理结构耽误了湖南银行的发展。过去二十年是中国银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湖南银行在经历了大股东华融资产的变动和湖南省国资的入股。相比之下，长沙银行作为一家市属国资企业，其股权结构既集中稳定又较为分散，为银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经营发展环境。
其次，湖南银行在零售业务上表现出了短视的经营理念。零售业务因其资本占用少、收益稳定、经营风险分散、抗周期性强等特点，被奉为银行业务的“压舱石”。然而，湖南银行在转型过程中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导致零售贷款份额实现“三连降”。这与湖南银行在转型初期过于依赖联合经营路子、没有花足够时间精力打磨产品、深耕市场、提升团队从而构建核心竞争力有关。
再者，湖南银行在零售转型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国内银行业零售转型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前进，而湖南银行在转型之初选择快速做大零售贷款业务来提高零售利润贡献，结果错失了做大客群规模的一系列机会。相比之下，长沙银行则更注重通过“吉祥三宝”、“智慧项目”等业务做大基础客群，先蓄水养鱼、后精耕细作，这一战术打法的成功让长沙银行在疫情后这一轮量化宽松中享受了巨大红利。
最后，湖南银行在经营打法上也显得相对保守。尽管湖南银行一直在推进长沙市场的战略布局，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渠道方面，湖南银行在长沙地区的网点布局远少于长沙银行。此外，湖南银行服务下沉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弱。
同时，今年6月25日，湖南银行在官网发布了《省委第七巡视组向湖南银行党委反馈巡视情况》的文章，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2024年6月17日，省委第七巡视组向湖南银行党委反馈巡视情况。
巡视组组长刘清生在反馈时指出，更名后，湖南银行各项业务指标持续优化，在全国125家城商行中排名第30位，连续获评主体信用AAA最高级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A类行。巡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制度执行不够严格，贷后核查等不够到位；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不够有力，存在“金融特殊论”等问题；坚守主责有差距，服务实体经济有短板；干部队伍建设统筹谋划不足，执行选人用人制度不够严格，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