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危機組織的高級以色列分析師邁拉夫·宗斯澤恩在在特拉維夫撰文寫道,以色列社會的深層生存危機,是對人性的冷漠。
特拉維夫最近的大規模示威中,抗議者呼籲達成人質協議並提前舉行大選以更換以色列政府。
一位抗議者舉着一塊寫着“沒有他們,我們是誰?”的標語,指的是被劫持的人質。
另一塊標語上寫着:“給我一個理由讓我在這里養育孩子。”
這些信息反映出許多以色列人在戰爭持續一年後內心的疑問:如果一個猶太人家園不優先考慮拯救那些從家中被綁架的平民的生命,甚至放棄拯救他們,那這個家園的價值何在?我還能再感到安全嗎?如果領導人提供的唯一願景是無盡的戰爭,我在這里還有什麼未來?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的致命襲擊引發加沙戰爭以來,以色列正陷入一場日益嚴重的存在危機。如今,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已從北部城鎮、基布茲和南部邊境村莊撤離,因為日益升級的多線戰爭。
此外,在過去一年中,以色列人不僅要應對喪失親人的痛苦、火箭彈襲擊和對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以及伊朗威脅的安全恐懼,他們的焦慮還因國內的動蕩而加劇。
自10月7日以來,成千上萬有能力的以色列人已經選擇離開以色列;還有一些人正在考慮或計劃移民。同時,成千上萬的人也每周走上街頭,參與自10月7日襲擊前就已開始的抗議行動,這些抗議最初是針對內塔尼亞胡政府提出的司法改革,後來在短暫的中斷後,抗議焦點轉向了人質危機和要求提前選舉。
前以色列參謀長丹·哈魯茲在總理內塔尼亞胡私宅前靜坐抗議時被警方強行帶走的畫面,以及人質家屬被執法人員粗暴對待的情景,進一步展示了國內危機的加深。
許多在全國抗議的以色列人,尤其是那些被認為屬於世俗自由精英群體的抗議者,並不只是為了拯救人質,這場抗爭關乎國家的性格和身份。
這是國家的生存轉折點:在民主與威權之間,在擁有獨立司法系統和服從於行政權力之間,在有權利抗議和讓領導人負責與壓制言論自由、領導人為所欲為之間作出選擇。
然而,這場鬥爭卻與以巴衝突以及巴勒斯坦人幾乎完全脫節,仿佛他們不與我們共享相同的空氣,無論是在以色列、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還是加沙。
街頭的憤怒主要集中於以色列政府未能拯救人質,幾乎沒有人對加沙的無差別破壞和過去一年中超過4萬人的死亡(其中許多是平民)感到憤怒。
幾乎沒有人抗議以色列過度使用武力。即使以色列人陷入生存危機,也很少有人意識到巴勒斯坦人正在為他們的生存而戰。
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苦難的漠視,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已經成為自10月7日以來以色列生活中最為顯著和令人不安的特點之一。
當然,這種漠視早就存在,但現在變得更加鮮明且後果嚴重。
正是這種冷漠,讓以色列的極右翼勢力(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態度決不冷漠)在政壇中幾乎沒有挑戰。今天,以色列的統一原則,如在執政的右翼政黨中所表達的,是猶太人的控制與支配,以劍為生。
正如內塔尼亞胡在最近一次內閣會議上引用《撒母耳記》時所說:“有些人問,刀劍要吞吃到什麼時候呢?”他的回答是,“在中東,沒有刀劍,就沒有‘永遠’。”
內塔尼亞胡沒有提及這段聖經引文的第二句話:“難道你不知道這會以苦難告終嗎?”
根據他的解釋,唯一保護猶太人的方式就是通過武力。這意味着摧毀敵人,哪怕這意味着犧牲以色列人的生命——以及國家的國際聲譽、國家安全感和道德指南針。
正如財政部長、西岸事實上的總督貝紮勒·斯莫特里奇最近所說,“建設以色列之地並阻止巴勒斯坦國的建立,是我的一生使命。”
這不僅僅是空話。過去一年,以色列以創紀錄的速度征用被占領土並建設定居點,並有效地重新占領了加沙,現在又卷入了與黎巴嫩的衝突。像斯莫特里奇、他的強硬派內閣成員伊塔馬爾·本·格維爾,以及內塔尼亞胡這樣的領導人治理下的以色列,已經從一種旨在通過分離實現奧斯陸進程中所謂的巴勒斯坦建國的政策,轉變為一種旨在壓制、殺害或驅逐巴勒斯坦人的毀滅政策。
對那些漠視巴勒斯坦人生存權利的以色列人來說,問題在於,在這種範式下,一些以色列人開始意識到並體驗到一種內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如果這是一個倡導猶太人權利和控制的國家,那麼怎麼能通過實質上放棄人質、讓國家陷入無休止的戰爭來貶低猶太人的生命?
生活在一個這樣的國家:領導人將公民的福祉,置於他們自身政治生存、政治權力鞏固和過度軍事力量之後。這意味着什麼?
以色列人又該如何理解法律的選擇性執行——比如警察很少逮捕攻擊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卻經常逮捕那些在街頭高呼要求釋放人質、要求歸還朋友和鄰居的手無寸鐵的守法公民?
在某種程度上,這並不新鮮。
我常常想,以色列人如何能繼續忽視通過定居點和軍事統治對巴勒斯坦人施加的系統性暴力,現在加沙的大規模死亡和毀滅,認為這些不會影響國家的性格,更不用說對待自己公民的方式了。
這種認知失調,長期以來存在於許多以色列人心中,在過去一年中變得更加嚴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過以色列安全體系的宣傳和巧妙包裝實現的,盡管加沙遭遇了全面的破壞,但這些措施被宣傳為先進、精確、高科技且正義的,目的是保衛猶太人民——例如定點暗殺、監視技術和最近在黎巴嫩的傳呼機襲擊,盡管城市街區被摧毀的畫面不言自明。
這種情況,還得益於一個沒有提供長期和平願景的政治反對派。
然而,這個反對派——其中包括許多前軍方將領——與大多數安全機構一道,堅定支持達成人質協議和在加沙停火。至少這些團體提供了當前道路之外的替代方案,這些方案包括暫停戰鬥,幫助以色列人愈合人質留下的傷口,並讓那些親屬在預備役服役的家庭得以休息。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至少看到了優先考慮以色列人基本福祉的必要性,並試圖讓以色列保持與西方世界的良好關系。
然而,他們的願景仍然缺乏讓以色列人擺脫軍事威脅、實現長期穩定的方案。這一點在軍方和民間對黎巴嫩衝突升級的共識中最為明顯。如今,以色列國內沒有任何一個猶太政黨,包括由曆史上左翼工黨和梅雷茲合並而成的民主黨,主張結束占領或兩國解決方案。
對於許多以色列人來說,意識到現政府無法拯救人質是一個突破點。突然間,許多我的同胞們認識到,作為猶太人生活在以色列,並不意味着你會在戰爭中得到救助或公正對待。你的生命,以及你兒女的生命,都是可以被犧牲的。
這使得大量以色列人第一次走上街頭抗議,並開始質疑他們是否還能繼續生活在這里。
長期以來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無視法律和國家暴力,已經開始滲透到以色列猶太社會中。內塔尼亞胡拒絕為10月7日的安全失敗承擔責任,盡管他身陷腐敗審判,他仍然牢牢掌控權力,並助長了以色列最激進、最具宗教狂熱色彩的勢力。
他的做法,正好證明了這種現象在以色列的存在。
拜登政府在這場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對以色列幾乎無條件的支持,進一步強化了國家政治中的最強硬派。盡管如此,許多以色列人仍然沒有意識到,他們無法讓政府優先考慮以色列人的生命,正如這個政府對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一樣草率。
如果沒有這種認識,很難看到以色列人如何走出一條不依賴於去人性化和無法無天的道路。對於我來說,這使得已經十分嚴峻、絕望的現實變得幾乎不可挽回。
要想擺脫困境,以色列人必須不僅對正在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感到憤怒,還要對以他們名義施加給他人的事情感到憤怒,並要求停止這種行為。
否則,我像許多有幸可以考慮選擇的以色列人一樣,很難看到自己在這里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