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危机组织的高级以色列分析师迈拉夫·宗斯泽恩在在特拉维夫撰文写道，以色列社会的深层生存危机，是对人性的冷漠。
特拉维夫最近的大规模示威中，抗议者呼吁达成人质协议并提前举行大选以更换以色列政府。
一位抗议者举着一块写着“没有他们，我们是谁？”的标语，指的是被劫持的人质。
另一块标语上写着：“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在这里养育孩子。”
这些信息反映出许多以色列人在战争持续一年后内心的疑问：如果一个犹太人家园不优先考虑拯救那些从家中被绑架的平民的生命，甚至放弃拯救他们，那这个家园的价值何在？我还能再感到安全吗？如果领导人提供的唯一愿景是无尽的战争，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未来？
自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致命袭击引发加沙战争以来，以色列正陷入一场日益严重的存在危机。如今，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已从北部城镇、基布兹和南部边境村庄撤离，因为日益升级的多线战争。
此外，在过去一年中，以色列人不仅要应对丧失亲人的痛苦、火箭弹袭击和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伊朗威胁的安全恐惧，他们的焦虑还因国内的动荡而加剧。
自10月7日以来，成千上万有能力的以色列人已经选择离开以色列；还有一些人正在考虑或计划移民。同时，成千上万的人也每周走上街头，参与自10月7日袭击前就已开始的抗议行动，这些抗议最初是针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的司法改革，后来在短暂的中断后，抗议焦点转向了人质危机和要求提前选举。
前以色列参谋长丹·哈鲁兹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私宅前静坐抗议时被警方强行带走的画面，以及人质家属被执法人员粗暴对待的情景，进一步展示了国内危机的加深。
许多在全国抗议的以色列人，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属于世俗自由精英群体的抗议者，并不只是为了拯救人质，这场抗争关乎国家的性格和身份。
这是国家的生存转折点：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在拥有独立司法系统和服从于行政权力之间，在有权利抗议和让领导人负责与压制言论自由、领导人为所欲为之间作出选择。
然而，这场斗争却与以巴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人几乎完全脱节，仿佛他们不与我们共享相同的空气，无论是在以色列、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还是加沙。
街头的愤怒主要集中于以色列政府未能拯救人质，几乎没有人对加沙的无差别破坏和过去一年中超过4万人的死亡（其中许多是平民）感到愤怒。
几乎没有人抗议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即使以色列人陷入生存危机，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巴勒斯坦人正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苦难的漠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已经成为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生活中最为显著和令人不安的特点之一。
当然，这种漠视早就存在，但现在变得更加鲜明且后果严重。
正是这种冷漠，让以色列的极右翼势力（他们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决不冷漠）在政坛中几乎没有挑战。今天，以色列的统一原则，如在执政的右翼政党中所表达的，是犹太人的控制与支配，以剑为生。
正如内塔尼亚胡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引用《撒母耳记》时所说：“有些人问，刀剑要吞吃到什么时候呢？”他的回答是，“在中东，没有刀剑，就没有‘永远’。”
内塔尼亚胡没有提及这段圣经引文的第二句话：“难道你不知道这会以苦难告终吗？”
根据他的解释，唯一保护犹太人的方式就是通过武力。这意味着摧毁敌人，哪怕这意味着牺牲以色列人的生命——以及国家的国际声誉、国家安全感和道德指南针。
正如财政部长、西岸事实上的总督贝扎勒·斯莫特里奇最近所说，“建设以色列之地并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是我的一生使命。”
这不仅仅是空话。过去一年，以色列以创纪录的速度征用被占领土并建设定居点，并有效地重新占领了加沙，现在又卷入了与黎巴嫩的冲突。像斯莫特里奇、他的强硬派内阁成员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以及内塔尼亚胡这样的领导人治理下的以色列，已经从一种旨在通过分离实现奥斯陆进程中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的政策，转变为一种旨在压制、杀害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毁灭政策。
对那些漠视巴勒斯坦人生存权利的以色列人来说，问题在于，在这种范式下，一些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并体验到一种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果这是一个倡导犹太人权利和控制的国家，那么怎么能通过实质上放弃人质、让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来贬低犹太人的生命？
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将公民的福祉，置于他们自身政治生存、政治权力巩固和过度军事力量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以色列人又该如何理解法律的选择性执行——比如警察很少逮捕攻击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却经常逮捕那些在街头高呼要求释放人质、要求归还朋友和邻居的手无寸铁的守法公民？
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新鲜。
我常常想，以色列人如何能继续忽视通过定居点和军事统治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系统性暴力，现在加沙的大规模死亡和毁灭，认为这些不会影响国家的性格，更不用说对待自己公民的方式了。
这种认知失调，长期以来存在于许多以色列人心中，在过去一年中变得更加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以色列安全体系的宣传和巧妙包装实现的，尽管加沙遭遇了全面的破坏，但这些措施被宣传为先进、精确、高科技且正义的，目的是保卫犹太人民——例如定点暗杀、监视技术和最近在黎巴嫩的传呼机袭击，尽管城市街区被摧毁的画面不言自明。
这种情况，还得益于一个没有提供长期和平愿景的政治反对派。
然而，这个反对派——其中包括许多前军方将领——与大多数安全机构一道，坚定支持达成人质协议和在加沙停火。至少这些团体提供了当前道路之外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包括暂停战斗，帮助以色列人愈合人质留下的伤口，并让那些亲属在预备役服役的家庭得以休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至少看到了优先考虑以色列人基本福祉的必要性，并试图让以色列保持与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
然而，他们的愿景仍然缺乏让以色列人摆脱军事威胁、实现长期稳定的方案。这一点在军方和民间对黎巴嫩冲突升级的共识中最为明显。如今，以色列国内没有任何一个犹太政党，包括由历史上左翼工党和梅雷兹合并而成的民主党，主张结束占领或两国解决方案。
对于许多以色列人来说，意识到现政府无法拯救人质是一个突破点。突然间，许多我的同胞们认识到，作为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并不意味着你会在战争中得到救助或公正对待。你的生命，以及你儿女的生命，都是可以被牺牲的。
这使得大量以色列人第一次走上街头抗议，并开始质疑他们是否还能继续生活在这里。
长期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无视法律和国家暴力，已经开始渗透到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内塔尼亚胡拒绝为10月7日的安全失败承担责任，尽管他身陷腐败审判，他仍然牢牢掌控权力，并助长了以色列最激进、最具宗教狂热色彩的势力。
他的做法，正好证明了这种现象在以色列的存在。
拜登政府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以色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政治中的最强硬派。尽管如此，许多以色列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无法让政府优先考虑以色列人的生命，正如这个政府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一样草率。
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很难看到以色列人如何走出一条不依赖于去人性化和无法无天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这使得已经十分严峻、绝望的现实变得几乎不可挽回。
要想摆脱困境，以色列人必须不仅对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感到愤怒，还要对以他们名义施加给他人的事情感到愤怒，并要求停止这种行为。
否则，我像许多有幸可以考虑选择的以色列人一样，很难看到自己在这里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