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报道称，多年来记录中国的抗议活动一直是政治活动家的任务。现在却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他们试图以此来预测北京是否会转向火箭式的刺激措施。
为了判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振兴经济会走多远，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一位目前居住在加拿大、曾被监禁的中国异见人士。
在卡尔加里的一个地下室里，47岁的流亡者卢昱宇每天花10个小时上网，收集有关社会不稳定的数据，抢在中国审查机构删除前记录下来。
他通常在自己的宠物猫陪伴下进行这些工作。
卢不愿透露他的具体方法，以免影响他所称的“昨日”项目的整体目标。这个项目自2023年1月启动，主要记录群体抗议事件。
“这些记录，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依据。”卢说道。
他在2023年1月开始这一项目，但直到一年后到达加拿大后才向公众公开。
他解释说：“我不想再进监狱了。”
尽管卢的关注点是政治，但他免费开放的数据库正成为投资者追踪中国社会不满情绪的指标之一，这帮助他们分析习近平何时可能出台政策刺激经济。
一些银行也开始开发类似的产品。
摩根士丹利在9月推出了一个新的困境指标，试图预测中国的政策转向。银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指标接近过去十年中两次低点：一次是2015年北京采取极端措施挽救7万亿美元的股市危机；另一次则是在2022年，中共在多个大城市爆发抗议后突然放松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上月表示，当社会动态指标快速下滑时，中国可能会迎来类似“竭尽所能”的时刻。
摩根士丹利预计，今年中国将推出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81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并在2025年追加至3万亿元。
然而，摩根士丹利估算未来两年中国需要多达10万亿元的财政支持才能抵御通缩，而政策宽松的力度可能将取决于社会秩序的风险。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阈值。”邢自强表示。
不过，他还指出，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尚未恶化到类似疫情封控或2015年的水平，北京可能仍会在重大结构性改革（如支持房地产和社会福利）方面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即便当前政策转向速度超出预期。
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下，很难将推出政策归因于单一因素，但关注社会不安事件的投资者和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在决定是否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及决定力度时，可能对这些因素尤为敏感。
随着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房市危机加剧，近年来经济抗议事件变得愈加频繁。
中国的具体财政计划轮廓，预计将在11月初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逐渐明晰。市场对大规模刺激措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分歧。在等待期间，尽管中国股市一度出现历史性上涨，但部分涨幅已逐渐回吐。
一些投资者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明确表示，自今年初以来，他们开始更加密切关注社会压力的相关数据，追踪美国自由之家等组织的研究成果。
这个组织的“中国异见监测”项目自今年6月起已纳入了研究员卢昱宇的数据。
摩根士丹利设计的指数，通过解析中国央行、国家统计局以及总部位于香港的倡导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试图提炼出模式。核心理念是利用工资增长、就业情绪和劳动抗议等数据，生成一个综合得分，从而衡量经济表现的社会影响，并找出与政策转折点的关联。
在中国，收集社会不安信息一向极为困难。
对卢昱宇来说，这是他一项已经付出巨大代价的使命。约一年前他逃往加拿大，此前他因“寻衅滋事”被判刑四年，早期的记录尝试因此中断。
即便是跟踪抗议情况也可能惹上麻烦。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有170多万粉丝的知名海外抗议观察者“李老师”表示，警方曾约谈他的一些粉丝进行问询。
要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现状对学术研究人员和金融界人士都是一项挑战。中国全面的审查、严密的监控以及对异见的打压，使得评估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的经济困境深度变得异常困难。
“猫捉老鼠的游戏”
自2008年中国停止公开“群体性事件”统计数据以来，不再有任何集中化数据库。
近年来，政府加紧清除公开的官方和私人数据，获取关于中国经济的可靠信息变得愈发困难。
反映异见情绪的指标，正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另类数据”行业的组成部分，这些数据旨在解读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状态。
疫情期间，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动态，市场对这种另类数据的需求激增，从交通拥堵的每日数据到购物中心的卫星图像，都是参考点。
“China Dissent Monitor”项目负责人、台湾的研究员凯文·斯拉特指出，借助多种来源是准确捕捉真实异见活动的关键。
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记录线下抗议活动。
由于政府有时会在数分钟内删除批评性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帖子，而受管控的话题则不断变化，收集这些数据往往要与审查机构展开争分夺秒的竞赛。
“审查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斯拉特说。
“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来源包括新闻报道、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并应用了机器学习算法。
但与卢昱宇一样，斯拉特也不愿透露具体研究方法，以免引起中国当局的注意。
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上有所帮助，加快了在信息被删除前记录异见的过程，从数十万条帖子中筛选出可能性较高的几百条。
然而，人工智能在最后一步上常常仍有不足。
“人类非常擅长理解含蓄和暗示，但算法却不行。”斯拉特表示。人们很容易辨认出停工建筑项目或未支付工资的建筑工人，但对机器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对那些关注北京何时可能失去耐心的分析师和投资者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个转折点可能已不远。
摩根士丹利的社会动态指标自年初以来持续恶化，尤其是就业相关指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根据“China Dissent Monitor”数据库的数据，经济抗议活动正在增加，反映出全中国范围内更广泛的焦虑情绪正在加深。
在“China Dissent Monitor”记录的抗议事件中，四分之三涉及财务诉求，主要围绕工人讨薪、购房者抗议未交付房屋、退休人员要求发放福利以及农村居民抗议土地被征收等问题。
近年来，疫情封控、房地产危机和贸易紧张局势，导致经济放缓，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虽然收入仍在增长，但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国经济增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缓慢的。人们对国家精英和制度的信心似乎也在减弱，白领阶层愈发感到失望。
激烈的价格战导致企业裁员，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工作。
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China Dissent Monitor”记录的异见事件在第二季度增长了18%，其中大多数事件与财务问题相关。
“情况在恶化”
“如果你关注社会福祉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工资增长、城市失业率、消费者信心，甚至劳工事件，情况都在恶化。”摩根士丹利的邢自强表示。
尽管在中国抗议并非特别罕见，但通常规模较小，缺乏跨地区协调，也很少直接批评北京。
不过，政治批评偶尔会浮现，尤其是在涉及农村土地事件时，地方政府常成为不满的焦点。
今年早些时候，在西南部风景如画的云南省山区，村民们占据了一个建筑工地长达一个月，以抗议安置计划。
当警察前来驱散人群和障碍物时，抗议者高喊“政府在打人”和“习近平的帮凶在打人”等口号。
虽然直接批评习近平的情况少见，但这一案例，最初被卢昱宇的“昨日”项目记录在案表明，对土地征收的不满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根据“China Dissent Monitor”最近的报告，超过一半的此类土地纠纷事件最终遭到镇压，地方官员害怕更大的政治风险。
即便如此，目前的动荡并未围绕某个特定的事件或单一问题凝聚起来。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天安门抗议和动荡不同，当今的异见并未对政权构成根本威胁。
因此，更可能的应对方式是推出一剂经济“药方”，令市场继续揣测下一步政策走向。
“社会稳定是领导层的首要任务。”纽约资产管理公司WisdomTree Inc.的“现代阿尔法”主管任丽倩表示。
她还提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便在可能存在数据操控的情况下，要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也变得愈发困难。这些压力很可能促使了政策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