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私人资本屈向军：批判性思维缺失，创新只是空中楼阁

11月9日，以“校企合作，产城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为主题的华中科技大学第十六届企业家论坛在江城武汉举办，本届论坛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华中科技大学指导，华中科技大学校友总会、企业家协会、创业投融资协会主办，金融界为媒体支持单位。

长安私人资本屈向军在主题演讲中表示，校友情谊是宝贵财富，华科企业家论坛是真诚交流的殿堂。批判性思维是创新之源，而华科在此领域领先全国。新生产力在于技术创新，需对接顶尖科研、去行政化、构建企业长期预期。政府应简政放权，打造安全信誉高地，以诚信招商。而华科人当以心智生产力为引擎，共筑大城崛起，引领突破性创新。

尊敬的老师，校友领导，各位新老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中充满了感慨与敬意。有人或许会好奇，我们为何从不涉足商业性公开活动，却唯独对华科企业家论坛情有独钟。答案其实很简单：大学校友，是人生中自主选择的最重要且难以改变的社会关系。我们在这里，不仅共享了高素质的教育背景，更共同度过了那段宝贵的青春岁月，这份情谊，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割舍的纽带。

想象一下，亲友、老乡、战友，这些关系大多由命运安排，非我们所选；同事，则可能随时间和环境频繁变动。唯有大学校友，这份关系不仅稳定，而且充满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校友间的违约成本高昂，因为彼此知根知底，失信的代价巨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校友中没有小人，但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多问几个校友，总能找到真相，听到实话。

校友会，一个真正为校友服务的机构，它不看重你曾经的等级，也不在乎你现在的职务，只看你在校友中实实在在出了多少力，做了多少事。而华科企业家论坛，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场合，让我们校友能够坐下来，坦诚沟通，交流信息，贡献思考，共同探讨。在这里，少了套话和虚话，多了真诚与实效。

当前社会，信息茧房现象普遍，它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将我们困在自我构建的幻象中。而能够对你说实话的人，就像是在你即将掉入深渊时伸出援手，这种真诚与善意，是何等的弥足珍贵。求真是创新的第一要务，维护这种氛围，就是保护创新的火种。华科企业家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多届，希望我们能将这一优良传统继续传承下去。

言归正传，我想借用一句经典台词：“同学们，我们又回来了。”这两天，有一个人的归来牵动了整个大国的心弦，甚至让许多朋友反目。但今天，是我们回来了。上一次在武汉相聚，还是2017年的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这是武汉在全国首创的一项创举，发挥高端智力牵引，汇聚人才资本和产业优势。华科系校友在丁洪祥师兄和张明师兄的带领下，率先接棒，为江城签下千亿投资，打响了敢为天下先的第一枪。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正是那次论坛的推动，才有了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的批准成立。回到Dream Spark，感慨万千，我也想说说这些年来华科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那些事儿。这一切，发轫于启明学院，全国首创的人才培养基地。当时的刘毅老师敏锐地意识到，人才培养需要批判性思维。而我们的老校长杨松子院士，更是在十几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批判性思维是理性和创新的核心能力，没有批判性思维，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很多人望文生义，将批判性思维片面理解为批判和否定。其实，它是一种开放性、探究性、建设性、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是反思性的自我认知，始于最大限度的善意，忠于理性和科学。当时，教育界对此多有质疑和排斥，但刘老师不畏艰难，拓荒性地解决了一系列难题，无私奉献，不计名利。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坦克”。后来，中心的成立也是他们推广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刚退下来的李培根院士，毅然挂帅中心主任。中心的成立历经坎坷，长时间的不确定，但我们作为校友，对母校进行了公益捐赠。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华科充满了感激和赞赏。因为，如果当时开会有一个人明确反对，这个中心很可能就泡汤了。但长时间无人反对，这一点，放在全国任何一所高校都很难做到。终于在2017年十九大召开之际，全国高校迄今唯一的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成立了，这是对武汉创新城市精神的一种致敬。

追溯源头，我们的创校校长朱九思先生在万马齐喑的年代，顶住压力，独立思考，吸纳人才，奠定了华中科技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是一所没有历史品牌、没有雄厚背景、没有地缘优势的草根逆袭者，却奋发图强，跻身全国一流高校之列，实现了突破性创新。朱校长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已经深深融入了华科大人的基因，与武汉的敢为天下先精神一脉相承。

中心成立后，我们面临了诸多质疑和挑战。先驱还是先烈？直到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最高领导明确指出，要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作为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底层思维逻辑，它的作用日益凸显。2022年，教育部长也发文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2023年，现任校长尤政院士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这是重点高校现任主持者中推广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文。至此，华中科技大学在教育理念和创新思维教育上遥遥领先。2024年，华科附小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基础教育的最高奖项，难度甚至超过了一年一度的科技进步一等奖。而这个奖项的获得，正是附小将批判性思维教育全面纳入课程体系，并坚持9年之久的结果。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做投资的为什么会对批判性思维感兴趣？批判性思维有什么用？设想一下，我们每天都要根据大量错综复杂的信息作出判断和决策，有时甚至是对立的信息。如果我们采纳了错误的信息，没有对信息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论证，没有对观点进行比对验证和修正，那么结果很快就会反映在我们的决策和经营中。对于自有资金来说，认知谬误会让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批判性思维，就是帮助我们树立事实与真相的基础思维能力，指导我们做出合理决策。从研究中形成框架，指导投资，再用投资实践来修正框架认知，这是一个认知的闭环。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批判性思维对投资的核心价值，也没有意识到投资是少有的能够通过批判思维的不断学习和实践，提高认知和人生意义的职业。所以我们如获至宝，受益匪浅。这次回来，我们就是为了感谢和推广批判性思维。过去10年，我们运用这种思维对金融危机后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科技将代替金融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创新方式，会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比如，我们想要的是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就是技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真实写照。直到2019年，国内90%的机构还沉迷于互联网投资，而我们则一门心思专注做技术创新的投资，专注做从0到1的投资，如创新药和器械、半导体、航空航天和材料等。

今天我们所说的新生产力，我理解正是技术创新所代表的生产力，只不过智能化、数字化的特征更为鲜明。而心智生产力的实现，以研发端为脉络，可以分解为教育人才端、研发端和产业端三部分。要三部分共同发力，从教育人才端发力，首要一点是要和全世界的顶尖科研资源对接。世界上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所有的原创都有轨迹可循。文艺复兴不是在意大利凭空产生的，而是希腊的科学知识被罗马吸收，再经由罗马传入阿拉伯帝国，佛罗伦萨处在临近阿拉伯帝国的地方，通过把希腊传下来的科学知识由拉丁文、阿拉伯文转化为拉丁文，才有了文艺复兴的产生。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但不是科技中心。德国是科技中心，是因为二战中和二战后大量的科学家迁移到了美国，美国才成为科技第一强国。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和顶尖科研资源对接，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更不能采取对立排斥的狭隘态度。那样，即使局部像前苏联一样放了卫星，整体职能和创新也会渐行渐远。第二，素质教育应该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来塑造科学精神。要始终鼓励独立思维的建立，尤其对最顶尖的人才来说，创造就意味着天才必然独行。构建一个尊重包容、能够吸引天才并让天才得以发挥的科研环境尤为重要。以色列培养精英的学校叫塔皮奥特，毕业生是以色列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学生，刚刚进入大学，就可以向讲课的战斗英雄、前国防部长直接提问，质疑他的做法。所以我们不能光羡慕别人的创造成果，也要想想这些成果从哪儿来。

从研发端发力，最关键的就是要去行政化。有一个现成的可借鉴的案例，那就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DARPA成立60多年来，仅使用美国国防预算的不足0.5%，却促成了互联网、GPS系统、隐身飞机、激光武器、无人机、自动驾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达芬奇机器人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新，堪称全球最具创新力的机构。很多人看到这里就兴奋了，认为科技创新还是要政府主导，DARPA不就是现成的案例吗？其实不然。它的成功在我看来是做好了三件事：第一，市场化导向，前端是市场需求牵引，后端是产业和商业的市场转化，中间的项目研发孵化也是面向全国征集相应的科研机构，市场化的征集。第二，专业化运营，面向全国招聘相应的专业人才，高效决策机制也取决于其高度专业化。成立之初开筹备会议，这些顶尖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对国防部官员说：“你只需要参加第一天会议和最后一天的会议，提供需求和对商讨形成的意见进行评估，其他专业事项都有专业人员商议。”第三，扁平化管理，它仅有200多号员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领导层，一层就是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在全院范围享有很大的自主决策权，所以尽一切可能的去行政化，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由此形成了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充分信任的良性创新文化与不拘一格的创新模式。今天，企业是美国研发领域的主要执行者，2022年经费占到了78%，高校占10%。

所以，政府要发挥风险投资的先导作用，就应该把基金主要委托给相应站在科技前沿的产业领袖企业的产业投资部门，比如咱们华工科技的投资部门，发挥市场化、专业化运营优势。不是说财务投资机构不行，而是要根据基金各期完整的财务数据和退出的DPI指标来建立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不要听他吹牛投了什么明星案例，而要看他总共投了多少案例；不要听他说赚了多少钱，而要看他总共投了多少钱，否则总体算下来很可能就亏了钱；不要看他某一个案例赚了多少钱，而要看他所有项目整体平均回报。你又不是买彩票，买彩票你中奖的概率不大，总之不能拿偶然当必然，心甘情愿做韭菜。如果这个机构不愿意提供数据，有所隐瞒，或者只是部分提供好的数据，那后果是可以想象或者很难想象的。可以想象的是很糟，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少。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注意，大学的应用研发应该和产业接轨，和产业机构密切合作，建立相应的日常咨询机制。华为的IPD（集成产品开发）向IBM学得很好，做得更好，甚至已经超过了IBM的几个基地。它的研发流程体现了系统思维，核心是需求导向，真正把握了用户需求和痛点，结合了工程化、产业化的核心节点，把跨部门和供应链的诉求和协同统一起来，是非常值得每一个研发工作者学习的。

从产业端发力，就是要形成企业的长期稳定预期。因为创新研发过程是一个超长周期，如果没有这种预期，企业压根不会投入，社会就会充斥短期行为，创新就无立足之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法制建设，这不属于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探讨的范畴。税收政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况今年税收政策已经明令要求全国拉平一盘棋。那么，作为一个区域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还是可以构建一个差异化的有利于创新的区域环境。

就好比几个人野外遇到了熊，不在于哪个人跑的速度有多快，而在于跑的速度比别人快。第一，塑造环境，要树立休养生息、不折腾企业的指导思想，要营造民营企业是造福民生的头号工程的氛围。民营企业太不容易了，和其他国家相比，他们是最应该发挥更多积极价值的群体。看看中国历史，有多次战乱对人口和经济构成重大冲击，但只要政局稳定下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都会从谷底奇迹般恢复增长，攀升到世界前列，人口也会相应大幅增加。如西汉初年，人口从2000万锐减到800万，经济困顿，民生凋敝，但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80年后人口很快达到6000万，经济总量也世界领先。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简政放权、还利于民的历史。中国经济再创奇迹，在中国要求政府机构一下子服务企业很到位，不是很现实，但可以要求政府机构尽量不去折腾企业，不刁难企业。要折腾就折腾自己，尽量干给企业牟利的事儿，干给企业松绑的事儿，如果还能给企业服务的事儿，就只能大书特书、隆重奖励了。

第二，打造区域成为全国尊重爱护企业的安全高地和信誉高地。稳定预期第一位就是建立企业家的安全预期，建立企业家安心宽心的宽松环境至关重要。要大张旗鼓明确宣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严禁钓鱼执法，杜绝口袋罪，坚决不倒查20年，坚决保护企业不受远洋捕捞的侵扰。要把造成国家和他人重大财产损失、形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一般性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区分开来，以尽量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为考核标准。在此类案件入刑违法和违规的考量中，以尽量不影响企业家人身安全、不影响企业财产安全、不伤及企业正常运营为原则，不轻易入刑，尽量降低等级，尽量减少处罚。大幅压缩政府各个机构面向企业的监管类事项和监管类指标，强化相应服务类指标。

各地都在忙于招商引资，领导也亲力亲为出了不少力，花了不少钱，但效果不彰。一旦落地出现问题，只能靠和领导的关系才能落实部分事项。领导疲惫不堪，企业家想找领导也时常顾不上，所以有很多“关门打狗”的招商故事。既然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大事来抓，与其抓物理空间有限度的招商引资，不如把招商引资的承诺落实作为招商引资的头等大事来抓，塑造地方的品牌。西木立信，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声名远播的品牌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传播力和吸引力，会使招商引资的效率倍增。

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发展心智生产力，共筑大城崛起，高阶创新，包括颠覆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亨顿的人工智能就是颠覆性创新，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就是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对资源禀赋、环境和时间周期要求特别高，而突破性创新往往是品类的再生或者卫视和圈层的跃升。对于武汉这样的超大城市和华科这样的一流高校，突破性创新更具现实意义。我想说，我们生长于有着先驱血脉的土壤，成长于有着创新基因的华中科技大学，以高职人才为支点，以智能社会为方向，在突破性创新的道路上，我们继往开来，大有可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