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是《抹去历史：法西斯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的作者，他在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专栏文章指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2300年来，哲学家们早已了解了民粹领袖如何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上台，继而推翻民主，建立暴政的过程。这个过程十分清晰，而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一过程的上演。
自周二深夜以来，我的手机不断响起，充斥着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短信，问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度深信特朗普会轻松赢得这次选举）。为了不一一回复，我在这里分享我的看法。
至少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2300年来，哲学家们早已了解了民粹领袖和潜在的暴君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简单，而我们现在正亲眼见证它的上演。
在民主制度中，任何人都有竞选公职的自由，包括那些完全不适合领导或管理政府机构的人。
一个不适合的典型标志，就是他们愿意肆意撒谎，尤其是将自己描绘成对抗民众“敌人”的捍卫者，这些敌人可以是外部的，也可以是内部的。
柏拉图认为，普通人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因此容易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这是民主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
哲学家们还深知，这种政治方式并非一定能成功。正如让-雅克·卢梭所指出，民主在社会不平等变得根深蒂固、差距过于显著时最为脆弱。
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差距，为民粹领袖利用人们的不满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柏拉图所描述的民主崩溃。
因此，卢梭得出结论，民主需要广泛的平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怨恨才不易被轻易利用。
在我的工作中，我试图详细描述那些在物质上或社会上感到受挫的人，为何以及如何会接受病态观念——种族主义、恐同、厌女、民族主义和宗教偏见。而在更平等的条件下，这些观念本该被他们拒绝。
而恰恰是支撑一个健康、稳定的民主制度所需的物质条件，今天的美国所缺乏的正是这些条件。
实际上，美国如今几乎完全被巨大的财富不平等所定义，这种现象只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并滋生不满。经过2300年的民主政治哲学思考，我们早已知道，在这种条件下，民主是不可能持续的，因此，2024年大选的结果不该让人感到惊讶。
但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一切并未在美国早些发生？
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的政治家之间存在一种不成文的共识，即不采用如此极端分裂和暴力的政治手段。回顾2008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本可以利用种族歧视或有关奥巴马出生的阴谋论，但他选择拒绝了这条路。
他甚至在一位支持者称民主党候选人是“外国出生的阿拉伯人”时出面纠正。
麦凯恩虽然输了选举，但他被视为一位具有无可挑剔品格的美国政治家。
当然，美国的政治家们时常会较为隐晦地利用种族主义和恐同情绪来赢得选举；毕竟，这确实是有效的策略。然而，不明言实施这种政治手段的默契——正如政治理论家塔莉·门德尔贝格所称之为“平等规范”，排除了过于公开的种族主义表达。
相反，政治家们通过隐晦的信息、暗号和刻板印象（比如提及“内城区的懒惰和犯罪”）来传递这些观念。
然而，在严重的不平等条件下，这种隐晦的政治手段最终会变得不如直接的表达有效。
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所做的正是抛弃了这种默契，他将移民称为害虫，将他的政治对手称为“内部的敌人”。哲学家们早已了解，这种公开的“我们对他们”式的政治手段能产生极大的效果。
因此，民主政治哲学对特朗普现象的分析是准确的。不幸的是，还清晰地预言了未来的走向。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这种竞选方式的领导人将以暴君的姿态执政。
从特朗普在竞选和第一任期内的言行来看，我们可以预期柏拉图的预言将再次被验证。共和党全面控制各个政府部门将使美国成为一党制国家。
未来或许还会有其他人争夺权力的机会，但无论未来的政治竞争如何，大概率将不再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