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的分析指出，隨着大選臨近，看上去德國以往的發展模式正在崩潰。
目前，德國正陷入去工業化的焦慮中，即將迎來可能讓總理舒爾茨下台的選舉——如果他的黨派不先撤掉他。
財政部長達尼亞爾·巴亞茲表示，德國在過去15年中浪費了“全球化紅利”，在低利率時期對公共領域投入不足。現在，在能源緊張、中國競爭加劇，以及特朗普可能對進口商品征收10%-20%關稅的前景下，他擔憂德國的經濟模式正在“崩潰”。
巴亞茲還說，盡管德國在基礎研究和工程方面實力強大，但無法有效應對新技術的發展。
他提到，德國最後一個成功的大型創業公司是軟件企業SAP，而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72年。當時，弗朗茨·貝肯鮑爾帶領西德足球隊贏得了歐洲足球錦標賽的勝利。
盡管德國的人口是愛沙尼亞的60多倍，但在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創業公司數量上，僅是愛沙尼亞的15倍。
這一問題已多次被提及。德國工業，尤其是其中小型企業的“隱形冠軍”模式，一直專注於漸進式創新，所以難以應對電動車等技術衝擊。
企業、銀行和政治家的密切關系滋生了自滿和改革阻力。嚴格的財政規則導致橋梁老化、學校破舊、火車延誤。
外國市場的增長一度提升了德國企業的利潤，但這種以出口為主導的模式在全球化逆風中顯得脆弱。
去年，德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然而，自疫情前以來，實際GDP幾乎沒有實現淨增長，未來的經濟預測也不樂觀，更不用說可能的特朗普式貿易戰風險了。
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大眾公司正在考慮在87年曆史上首次關閉工廠，最多可能裁員3萬人。
雖然失業率仍然處於低位，但已經開始上升。
能源價格飆升尤其令人頭疼。2022年，普京入侵烏克蘭後，德國不得不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盡管工業生產在2018年達到頂峰後快速下滑，制造業在德國經濟中仍占20%的增加值，幾乎是法國的兩倍。在鋼鐵等高能耗行業中，情況尤其嚴重。
訂單減少，計劃中的投資被推遲或轉移到國外。虧損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的首席執行官表示，德國正“處於去工業化之中”。
就連零售業也受到衝擊。俄羅斯入侵後，位於漢諾威附近的藥房連鎖店老板勞爾·羅斯曼不得不巡查分店，研究如何節省能源開支。
德國人口老齡化導致技術工人短缺，加上來自布魯塞爾的大量繁瑣法規進一步拖累經濟。
據慕尼黑的Ifo研究所估算，這些法規每年給德國經濟造成約1460億歐元的損失。
歐中關系的變化是另一個重要發展。
上世紀2000年代和2010年代，德國正好能夠滿足中國對汽車、化學品和精密制造產品的需求。從2015年到2020年，對中國的商品出口增長了34%，而同期對其他國家的出口則減少。
直到2020年，中國還是汽車淨進口國，但去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中國企業從德國汽車工業的客戶變成了競爭者，也開始衝擊德國中小型企業的領域。
德國工業的處境因中國企業的競爭而進一步惡化。據Ifo研究所的克萊門斯·福伊斯分析，中國如今僅占德國總出口的6%，與鄰國荷蘭的占比相當。但中德關系的複雜性不僅在於出口依賴。
在一篇即將發表的研究中，經濟學家桑德·托多爾和布拉德·塞特塞爾描述了“第二次中國衝擊”，可能進一步加劇德國工業困境。中國國內市場難以消化其國企制造商的過剩產能，而這些企業在尋求海外客戶時，使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增加。
這對德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構成了困難。托多爾和塞特塞爾寫道：“中國的國家導向型市場，可以為新產能的投資提供非理性水平的融資，這可能會超過許多德國制造業企業的償付能力。”
隨着德國對中國出口的減少，美國部分填補了這一空缺。一些德國企業利用了美國與中國科技脫鉤帶來的機遇，還有一些受益於《通脹削減法案》觸發的補貼浪潮。
然而，特朗普可能威脅到這些成果。不僅關稅迫在眉睫（德國央行估計可能使德國GDP減少一個百分點），新的美國限制措施也可能衝擊使用中國零部件的德國制造商。
這還將加速中國出口商尋找歐洲等替代市場。
一位外交官指出，德國工業界對中國的態度存在分裂。許多中小型企業，特別是機械制造商，支持“降低風險”的政策；而汽車制造商和像巴斯夫這樣的綜合性企業，則在加碼投資中國市場。
大眾和寶馬計劃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新投資，零部件公司如大陸集團也不例外。汽車行業的遊說，使德國成為10月歐盟針對中國電動車進口關稅投反對票的五個國家之一。
德國政府內部也存在分歧。外交官和情報部門希望通過貿易限制，懲罰中國支持俄羅斯軍事行動，而產業界人士則擔憂低增長的德國無法承受這些代價。
德國的去工業化問題比看上去更複雜。
失去制造業崗位削弱了德國本已疲軟的生產率，但制造業的增加值即便在產量下滑時仍保持穩定。換句話說，一些德國制造商正在以“質量優於數量”的方式轉型。
德意誌銀行認為，這暗示德國企業在高端技術領域仍有前途，比如高端汽車。德國在綠色技術（如風力渦輪機和電解槽）方面仍占據優勢。
然而，這難以彌補其他領域的損失。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莫里茨·舒拉里克認為，德國需要擺脫“工業迷信”。能源密集型產業20年來未有增長，汽車行業已經連續六年裁員，逆轉幾乎無望。
一位歐盟官員表示：“多年來他們都堅信‘我們是最好的’，但突然之間，這一切就結束了。”
德國工業模式的深刻變化，是長期結構性力量推動的。讓德國人相信，成為“出口冠軍”之外有其他選擇，需要多年努力。而想通過補償其他地區的貿易衰退來提振經濟，也像是一場馬拉松。
例如，盡管德國付出了最大努力，與南美洲大型貿易集團南方共同市場的自貿談判已拖延了25年。
一些人認為，改革德國經濟模式的更有效手段是調整“債務刹車”。債務刹車是德國憲法中的一個條款，限制聯邦政府的年度結構性預算赤字不得超過GDP的0.35%。
柏林智庫“未來事務研究所”的馬克斯·克拉赫認為，債務刹車是一個過時的產物，適用於全球化高漲、其他國家通過赤字拉動德國經濟的時代。
在全球化停滯的今天，這種模式已不再適用。
德國公共投資的需求已無法忽視。一項廣為引用的估算表明，未來十年公共投資需求高達6000億歐元。此外，國防開支需要額外資金。今年德國終於達到了GDP的2%的北約目標，但這僅靠一項即將到期的特別基金實現。
而面對特朗普政府可能回歸的情況，可能需要更多資金。
因此，下一屆可能由基民盟領導人弗里德里希·梅爾茨主導的聯盟政府，有可能對債務刹車進行溫和改革。如果改革得當，在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或許可以提高德國的長期增長率。
然而，修改憲法需要聯邦議會和聯邦參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而極端黨派可能在聯邦議會掌握三分之一的阻撓性少數票。
目前執政的社民黨已呼籲梅爾茨支持改革，這將為改革派提供必要的票數，但梅爾茨尚未同意。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托斯滕·本納認為，德國已經從默克爾時代的“盲目樂觀”轉向一種“陰鬱陷阱”。政治功能失調、債務刹車限制、過度官僚化和公眾的不信任彼此強化。他希望下屆政府能成為“斷路器”。
盡管如此，士氣低迷已促使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根本性變革不可避免。這將為下一份聯合政府協議提供背景，也可能促成一項“重大妥協”：梅爾茨接受債務刹車調整，作為交換，他的合作夥伴同意稅收或福利改革。
然而，如果議會的數字計算阻礙了改革，恰好在局勢對改革有利時與之失之交臂，對德國來說將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