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从分析习近平的各类著作入手，探讨了他的思想动机。
指出，当特朗普组建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时，被提名者大多展现出一个共同点：对中国态度强硬的鹰派人物。
从特朗普提议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沃尔茨，到他提名为国务卿的马尔科·鲁比奥，这些人都主张对美国的竞争对手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他们的部分任务，是理解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有所下滑，围绕台湾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分裂。
在评估习近平在与美国竞争中愿意承担的风险时，需要做出新的判断，而形成这些判断的过程，必须包括研究习近平的动机。
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是据称由习近平撰写的大量文献。这些以习近平名义出版的书籍，阐述了他对中国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数量远超特朗普或普京——甚至超过以往的中国领导人。
根据中国媒体项目的估计，习近平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内出版了120本著作。今年至少又新增了九本，其中包括本月刚刚出版的《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
这些书内容枯燥，但却很重要，反映了指导中共的意识形态，并展现了习近平如何通过重新塑造这种意识形态，为其独特的治国方式和对外展现中国实力的手段提供正当性。
2017年，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法国记者弗朗索瓦·布贡出版了《走进习近平的内心世界》。这本书成为对“习近平思想”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首部专著。
布贡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内部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力量之间“运作、调整并寻求平衡”。
他还指出，“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是某种自成体系学说的作者”。
如今，分析者手中掌握的习近平思想材料多得多。在全球政治家中，曾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是少数认真研究这些材料的人之一。
陆克文在2007年至2010年担任总理时，习近平是中国的接班人；2013年，习近平成为领导人时，他再次出任总理。如今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的陆克文，在近期出版的《论习近平：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如何塑造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写道，“习近平的全新世界蓝图就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
书中参考文献列出了超过50本以习近平名义出版的著作，其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在特朗普离任后出版的。
陆克文认为，意识形态是驱动习近平行动的主要动力。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强大的历史力量，正在推动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不可阻挡的崛起。这一进程可以通过一个理解辩证法的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加速实现。
在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中，到2049年中共建党百年时，一个关键目标是与台湾“统一”。
与前任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并未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
习近平引领中国走向陆克文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具体来说，他清洗党内反对派，加强党的控制，将经济政策从市场导向转向更大的中央计划，并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
在陆克文看来，习近平希望在第四任期结束前，即2032年，拿下台湾——理想情况下以非战争方式实现。
陆克文写道：“唯一能够阻止他的，是美国、台湾和盟国有效且可信的军事威慑，以及习近平认为中国在冲突中有失败的真实风险。”
问题就在这里。
谁能准确判断习近平如何权衡风险？他身边全是唯命是从的人，这可能让不同意见更难传递上来。而且，习近平显然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他以反腐为名清洗高层官员就是例证（数百万人可能对他暗自不满）。
此外，他在台湾周边和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岛礁展示军事力量，这些行动都可能引发小规模冲突并升级。尽管习近平的行为目前还没有普京那样鲁莽，但未来可能会变得更为冒险。
风险与承受力
尽管如此，习近平的著作（或由他的幕僚长王沪宁监督的代笔之作），也充满了对威胁党的生存的焦虑。他常常敦促官员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在今年出版的《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一书中，伦敦亚非学院的曾锐生和奥利维亚·张认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掩饰，更多是为了加强党的权力，而非实现社会主义。
如果作者的观点成立，这可能意味着习近平的重点在于防止政权崩溃。他可能认为，一场失败的战争会在国内引发威胁政权的反弹。
事实上，很难说习近平是否真的是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张对官僚精英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进行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而习近平的著作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他对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也没有容忍，在他执政期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抗议，这与此前不同。
在经济管理上，习近平以左倾言论吓坏了企业家。
他在2021年启动的“共同富裕”运动，引发了对大规模财富再分配计划的担忧。这一措施与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打压同时发生，被一些人视为对私人企业巨头的意识形态驱动的攻击。
但过去一两年里，习近平努力复苏经济，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变得温和，并推动高科技制造业发展。从他的努力中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影子。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增加福利开支可以通过鼓励民众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来帮助经济，但习近平批评将资金的这种用途。
两条明确的思路
研究习近平的人几乎毫无疑问地认定他的思想有两条主线。一是他的列宁主义，这体现在他强调党的控制工具。他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意识形态的松懈。他要求官员重复陈旧的教条，而不是辩论这些教条。
另一条主线是习近平的民族主义。他的著作传递的信息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表示，中国必须“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
一些特朗普政府的重要人物认为，这不仅仅意味着追求大国地位（中国已经具备这一地位）。迈克·沃尔茨去年表示：“他们不仅想取代我们，还想用他们的一党制技术国家取代民主和资本主义。”
习近平避免使用类似语言，但曾锐生和奥利维亚·张认为，他确实希望获得全球领导权。
他们表示，这并非“接替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也不是公开推翻自由国际秩序，“最终目标是改造或‘现代化’国际秩序，使其符合习近平的思想……显然，这对民主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世界。
尽管习近平发表了大量著作，误读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前中情局中国分析员乔纳森·克津表示：“我有时担心，习近平的海量思考比启发更多的是混淆。在中国的体制中，习近平实际上既是教皇又是皇帝——既负责统治，又负责宣扬意识形态，这些内容读起来像中世纪晦涩的神学论述。”
在新的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和中国将努力理解彼此，这种误解只会更加常态化，让本已紧张的关系变得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