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經新聞的報道指出，日本企業正面臨改變男性主導職場文化的壓力，一系列醜聞讓性別問題和MeToo運動成為關注焦點。
學者和活動人士表示，日本企業應關注促成性騷擾的結構和價值觀，因為近期案件暴露出企業治理和人權方面的漏洞。
今年的奧斯卡提名影片——獲獎者將在周日揭曉，包括由記者伊藤詩織執導的《黑匣子日記》。她在2017年公開指控一名男性電視台記者對她實施強奸。
今年1月，有報道稱富士電視台卷入偶像人物中居正廣對女性實施性騷擾事件而受到公眾強烈批評。
此事引發企業治理危機，一家外國激進投資基金的關聯公司呼籲展開調查，多家公司則開始暫停廣告投放。
“富士電視台事件凸顯了男性主導的大眾媒體行業，包括其他電視台、報社和廣告公司所存在的問題，”慶應大學商業倫理副教授杉本俊輔表示。
杉本指出，“女性播音員”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存在問題，暗示女性在工作中有着不同的預期，被視為“職場之花”，負責營造職場氛圍。
女性播音員（在日語中被稱為joshiana）在某些方面與電視藝人角色相似。他表示，“其他行業也應當反思，自己是否在性別上將女性視作職場之花，僅僅是一種手段或工具。”
“日本企業缺乏人權意識，”他指出。“他們需要傾聽來自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聲音。”
自《促進女性積極參與職業生活法》頒布已過去十年，此法旨在鼓勵企業提拔女性，但日本企業仍然以男性為中心，女性高層領導稀少，工時長，育兒責任仍然主要落在女性身上。
根據日本勞動政策與培訓研究機構的區域比較數據，2022年，日本女性在勞動力中的占比為45%，但女性管理者僅占12.9%。相比之下，瑞典、美國、新加坡和法國等國女性管理者比例約為40%。
全球MeToo運動在2017年《紐約時報》報道好萊塢制片人哈維·溫斯坦性騷擾女性的指控後迅速傳播。在日本，伊藤詩織同年公開了自己的經曆，但遭遇的主要是冷淡的反應和強烈的反彈。
日本女子大學勞動經濟學名譽教授大澤真知子指出，日本社會對女性態度的變化經曆了三個階段。
“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受害者開始發聲並參與相關討論，例如刑法和性同意問題，”大澤表示。隨後是第二階段，隨着國際媒體的關注，性騷擾問題被確立為人權問題，例如J-pop經紀公司傑尼斯的性侵醜聞。
如今，富士電視台事件標誌着第三階段的到來。大澤指出，在國際利益相關方發聲後，這類問題開始影響企業和社會，“日本企業在處理這些問題上的失誤，例如縱容施害者並造成二次傷害，過去如何傷害了受害者，如今才首次被揭露出來。”
成立於2020年的非營利組織Mimosas致力於通過社交媒體提高年輕人對性同意的認知，主要面向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群體。他們在Instagram上的一段視頻已有約50萬次播放。
“人們往往認為創傷主要會對心理產生長期影響，但許多人並不了解它還會對身體造成影響，”組織的董事會成員、臨床心理學家禦手洗香奈表示。
這種影響包括閃回、自殘、難以建立情感和身體關系，以及在接觸與創傷相關的事物時出現觸發反應。她解釋說，閃回會讓人仿佛“重新回到當初受害的房間里”。
她所在的組織目前正致力於制定企業培訓課程。
“旁觀者在此類問題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可以采取行動或成為見證者，”Mimosas創始人疋田真理表示。“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意識到這些問題與自己息息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