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S·羅奇是耶魯大學的教員，曾任摩根士丹利亞洲董事長。他在Project-Syndicate上的專欄文章中指出，特朗普以一大堆承諾開啟了他的第二個任期，誓言要帶來“美國的黃金時代”。但通過推高消費價格、助長金融市場泡沫，並導致美元劇烈調整，他最初的政策狂潮可能會引發他聲稱要應對的經濟危機。
“只有我能解決它。”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時曾這樣宣稱。
到底要解決什麼？引用克林頓1992年總統競選的著名口號，當然是“經濟問題，笨蛋。”
去年，特朗普再次以“美國經濟處於危機”和“災難”作為競選口號，並在第二個任期開始時莊重承諾要帶來“美國的黃金時代”。
特朗普對美國經濟的悲觀診斷並沒有現實依據，至少目前還沒有。美國的“痛苦指數”（即失業率和通脹率之和）並未顯示經濟陷入困境：2025年1月的數值為7.0%，相比2022年中疫情後峰值的12.7%大幅下降，也比戰後9.2%的平均水平低了兩個多百分點。
事實上，這一最新數據與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的6.9%平均值幾乎相同，而他曾將那個時期稱為“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時代”。
競選言辭是一回事，真正付諸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當核心前提是錯誤的情況下。風險在於，特朗普2.0的初始政策狂潮——他在回歸的第一個月就簽署了73項行政命令，可能會引發他目前想象中的危機。
關稅的通脹影響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這方面，特朗普的新“對等”關稅計劃，比有針對性的雙邊關稅上調更令人擔憂（盡管後者本身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對此已反複論證）。這一新計劃反映了特朗普的信念，即世界其他國家必須遵循美國的“模式”，而他願意利用關稅作為施壓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
這不僅適用於跨境貿易，還涉及產業政策、增值稅和數字服務稅、貨幣操縱，以及任何所謂的外國市場準入結構性障礙。
特朗普的計劃不僅違背了長期確立的供應鏈效率，還與美國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頒布後八輪互惠關稅削減背道而馳。特朗普政府如此大張旗鼓地強調互惠原則，難道真的對這一曆史無知？
此外，特朗普團隊也不承認這些措施可能引發的通脹風險，他們還拿2018-2019年的關稅政策來證明不會帶來通脹影響。這種比較是錯誤的，因為當年的關稅主要針對中國，而新的互惠關稅計劃則面向美國所有主要貿易夥伴。
此外，這一政策提出時，美國的核心通脹率（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消費者價格指數）為3.3%，遠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而相比之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核心通脹率平均接近美聯儲的目標。
令特朗普不滿的是，以通脹控制為目標的美聯儲。在面對關稅引發的物價上漲時，可能會對降息保持謹慎。而且不僅僅是雞蛋價格——美國人似乎正在為長期較高的物價水平做好準備。
根據密歇根大學最新調查，消費者預計未來五到十年通脹率將達到3.5%，這是自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另一個擔憂是，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刺破金融市場中的自滿情緒。
美國股市近期大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人工智能的投機狂熱。據彭博社報道，“華麗七雄”——科技巨頭Alphabet、亞馬遜、蘋果、Meta、微軟、英偉達和特斯拉——都在人工智能開發和基礎設施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自2022年底以來，股價（按等權重總回報計算）已經上漲了3.2倍。
彭博社計算出，這個集團的市盈率為32.9，較其他大盤股的平均市盈率高出近40%。
此外，截至2024年12月，“華麗七雄”占標普500指數總市值的34%，幾乎是2000年3月互聯網泡沫破裂前互聯網行業市值份額的六倍。一月份的DeepSeek股市拋售事件進一步凸顯了這種集中風險，當時有報道稱一家中國創業公司以遠低於美國AI企業的成本，開發出可媲美它們的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驚人消息引發市場震蕩。
盡管人工智能可能是一次革命性的技術突破，但這場投機泡沫可能只是時間問題，隨時可能破裂。
我還擔心美元的劇烈調整。誠然，我在2020年中錯誤地預測了美元崩盤。但隨着美元廣義指數（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實際有效匯率）飆升至曆史新高，我的擔憂進一步加劇。
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和國內儲蓄缺口比2020年中期更為嚴重；在利率正常化後，加息的空間有限；而AI推動的股市泡沫最終破裂，可能會引發跨資產類別的連鎖反應。
支撐美元主導地位的美國“例外論”也可能面臨風險——長期以來，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上的關鍵軟實力要素，如道德觀念、品格、法治原則和堅定的盟友承諾，正隨着“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強化而逐漸瓦解。
一個極度分裂的美國社會，仍在無休止地爭論特朗普究竟是瘋子還是精明的交易者。“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支持者希望這位精於算計的談判者，最終能憑借強硬立場和施壓手段贏得重大讓步。
但在當前這股狂熱中，這未必是一個明智的賭注。
最終，恰恰可能是特朗普自己，讓美國迎來特朗普聲稱正在應對的那場經濟和金融危機，而“痛苦指數”終將名副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