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博士在中诚信 2026 年信用风险展望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于变局中开新局：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与 2026 年展望》的主旨演讲。她在演讲中对 “十五五” 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与趋势作出十大判断，总结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分析了 “十五五” 开局之年经济表现可能存在的亮点与问题，并对 2026 年宏观政策的调控思路与方向进行了展望。下文根据袁海霞博士的发言整理而成。
一、“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趋势的十大判断
回顾“十四五”时期，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扬，国内“三重压力”叠加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多项战略目标收官和重大历史节点汇聚，也是考验与约束尤为突出的时期。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和战略机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外部环境：大国竞合新常态与安全发展再平衡
第一，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全球经济或将进入增长放缓、潜在产出下降的深度调整期。“十五五”时期全球经贸环境或持续处于“高风险、高波动”的态势，全球经济或将进入深度调整期。据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4年3.3%下降到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经济增长中枢或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高债务仍然是主要挑战，参考BIS数据，2024年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规模达236.4万亿美元，杠杆率达235.7%，特别是公共部门债务，截至2024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占全球GDP的92%左右，已达到近30年来的峰值水平（除2020年）。
第二，多极化贸易体系逐渐成型，中国与非美国家“竞合”关系深化。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分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作为最大新兴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东南亚和拉美等地的投资，直接拉动了新兴市场内部的贸易增长，新兴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度显著降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以“中国-美国”为核心的格局。 “十五五”时期中国在全球的经贸领域的重要性和话语权将进一步提升，但与非美国家的“竞合关系”更加复杂，今年以来部分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均对中国展开较为频繁的反倾销调查，非美贸易摩擦已出现升温的迹象。
第三，中美博弈逐渐向常态化、复杂化发展，科技和产业话语权争夺至关重要。本质上看，中美之间战略格局是竞争还是合作主要由两国的经济地位决定，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达到第一大经济体的某一水平时双方的竞争将趋向激烈，据粗略计算，至2043年中国GDP规模将超过美国，2060年美国GDP将下降到我国的2/3，中美竞争将有可能缓和并走向新的合作。在此之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的大国博弈将成为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影响全球格局的主要变量。从演绎路径看，“十五五”时期中美博弈或从以经贸摩擦为主的局部冲突，演变为覆盖科技、金融、地缘政治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长期战略竞争。
第四，以特朗普第二任期为标志性节点，供应链重构正式进入“下半场”。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展开密集的外交活动，议题高度聚焦于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战略领域，其目标已不再是单一的分散贸易风险，而是选择有长期合作默契的伙伴进行共同研发、定向投资的深度绑定。“十五五”时期，大国竞争将进一步向政治化、逆全球化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供应链或更易受到国家政治力量推动，以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为导向的供应链布局，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全球供应格局演变的主线。
第五，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外部压力，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一方面，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约1/3，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具备产业基础；另一方面，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我国已从资本输入国转变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我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传统西方模式之外的新选择。
（二）内部环境：增速换挡期的结构重塑与动能转换
第一，官方表述“4.17%”或为“十五五”最低增长目标，预计经济增长区间在4.5%-5%左右。2035年我国要实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应当保持适当速度。目前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缺乏明确的定义，根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辅导百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年均增长4.17%”，考虑到随着经济体量增大与发展阶段演进，潜在增长中枢面临放缓的客观趋势，应当将4.17%作为“十五五”时期增长目标的下限。若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动态目标考量，要想完成“远景目标”至少需要5.3%以上的经济增长，难度较大。综合判断，“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区间将在4.5%-5%左右。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房地产或处于从底部向新周期过渡的阶段，新质生产力“挑大梁”的迫切性大增。从全球历史经验看，多数经济体在经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其调整周期通常持续5-6年，房价自高点的调整幅度约在40%-60%之间。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调整近4年时间，较2021年高点下降近20%，短期内或仍将处于底部调整， 但预计房地产拖累最明显的“阵痛期”即将过去。近年来，新动能培育不断加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拆解分析，2023年房地产和住宅建筑对于总产出的完全贡献已较2020年14.8%降至13.1%，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贡献则提升至11.8%和7.7%，已超过地产链的贡献，但距新质生产力“挑大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人口结构或逐渐向深度老龄化过渡，“未富先老”的压力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养老服务提出更严峻、更迫切的挑战。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25-2030年期间，老龄化率或进一步增加至27.7%，接近深度老龄化（60岁以上人口占比30%以上）的水平。我国“未富先老”的压力更为突出，我国人均GDP要明显低于处于同等抚养比（20%左右）的国家，如韩国、爱尔兰、智利等。可以预期未来我国社会面临的养老保障经济压力会持续扩大，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提出更迫切的挑战。但也要看到，人口结构变迁会驱动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为消费在康养、医疗等领域的创新供给提供机遇；我国工程师红利正加速释放，2024年，我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毕业生数量为6.9万人，而美国仅为3.9万人，有望为人口红利下行提供缓冲。
第四，改革步入“深水区”，部分改革任务的落地面临较大阻力。 “十五五”时期所面临的改革领域大多是积淀已久的“难啃的硬骨头”，一方面，诸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任务，往往需要破除长期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壁垒和既得利益格局，尽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持续缩减、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初步建成，但隐性壁垒的清除仍面临深层阻力；另一方面，解决“内卷”、提升生育水平、应对老龄化等问题，已无法单靠经济政策解决，需要民生保障、社会政策的深刻变革，复杂性较高。
第五，落实“发展中化债”，注重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切实进一步增强财政债务可持续性。当前我国正在第五轮化债的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债务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债务-资产”转化仍有提升空间、债务“冰山”问题仍需持续关注，拖欠款、城投经营性债务等制约地方经济循环的问题仍需重视等。地方债务问题本质上是个宏观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转型密切相关，解决地方债务问题更核心的是关注发展，尤其是通过高质量发展重构“产业财政支撑债务、新动能载体匹配债务、市场化机制约束债务”，让发展成为化解债务的根本动力，实现“以发展化债、以化债促发展”。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既需要政策加大力度解决制约经济的短期问题，也要延续“十五五”时期发展与改革思路，为解决结构性、趋势性、周期性等中长期问题打开良好开端。
二、2025年经济运行特点及2026年展望
（一）2025年经济大概率完成年内目标，总体呈现四大特征
2025年中国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前三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5.2%，其中，一季度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三季度增长4.8%，均高于去年同期增速，但逐季下滑的压力显著加大。根据我们的测算，四季度实际GDP增速仅需达到4.6%，即可完成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伴随增量财政工具落地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性缓和提供支持，整体来看，完成目标难度较小。
特征一：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背离，宏微观感受温差已持续三年且仍未明显改善。截至2025年9月，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已连续10个季度为负，已为历史最长时期，且降幅有进一步走扩的趋势，这使得虽然今年前三季度以实际GDP衡量的经济增长累计均在5%以上，但名义GDP的累计增速仅为4.1%，尤其是三季度名义GDP增速降至3.7%，创历史新低。从居民收入看，2025年前三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同比增速仅为4.5%，低于GDP增速的同时，处于近十年来除2020年疫情冲击时期的最低水平；从企业盈利看，今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1.9%，虽较上半年转正但仍在0%附近徘徊，工业企业增收不增利，微观主体感受偏冷态势仍未明显改善。
特征二：生产韧性与需求疲软形成背离，内生需求动力不足。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方面仍然延续去年“生产好于需求”的特点，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处于6%以上的高增长。需求方面，虽然在两重两新和财政发力的支撑下边际改善，但内生需求仍然偏弱。一方面，社零增速连续5个月回落，“以旧换新”的政策空间和效果都在下降。截至10月，多数“换新”覆盖商品的零售增速均较一季度高点下滑，其中，家电、家具等换新周期较长的耐用消费品透支效应更加明显，家用电器社零单月同比已经转负。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连续两月负增长，相较历年3%以上（除2020年特殊时期）的投资增速，投资动力显著回落。除“反内卷”、地产构成下行压力外，基建投资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在稳增长时期较为少见。
特征三：由政府债支撑的社融回升与信贷走弱背离，实体融资需求仍较弱。2024年9月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受政府债支撑的社融增速总体呈现趋势性上行，1-10月社融存量增速为8.5%，去除政府债融资的社融存量增速下降至6%以下，相较而言，信贷增速仍没有摆脱自2023年二季度开启的下行趋势，1-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为6.5%，与社融增速增长的差距仍然较大，实体融资需求较弱。
特征四：物价企稳趋势初显，但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资产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今年下半年我国价格水平已出现边际改善，尤其是在“反内卷”治理的驱动下，10月PPI环比在近一年首次转正，同比跌幅也进一步收窄。从资产价格表现看，股票市场持续反弹，上证指数一度突破久违的4000点，金融资产有所修复，但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依然在下行。
（二）2026年经济增速或为4.8%，面临五大积极因素与五个主要问题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第一年，因此在经济增长目标上仍要有积极的定调作用，GDP增速目标大概率仍设定在5%左右。考虑到外部环境波动和复杂性加大，来自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改造等需求逐渐饱和，地产周期下行和“反内卷”治理对投资的掣肘延续，明年宏观经济修复仍面临较大压力。据测算，中性假设下，2026年我国经济增速或为4.8%。在2026年这一中性增速的背后，仍有五大积极因素的支撑：
其一，美国对华贸易“战术性”缓和，明年出口存在多重韧性支撑。2026年为美国中期选举年，根据当前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主要议题的支持情况看，采取措施有效缓解美国经济和通胀问题，是特朗普准备中期选举的工作重点。叠加4月特朗普访华，中美贸易摩擦存在“战术性”缓和的空间，明年我国出口虽然有基数压力，但对美出口或边际改善。与此同时，我国对新兴国家出口中间品仍有较大空间，AI产业投资推动相关产品贸易也对我国机电出口形成支撑。
其二，开局之年重大项目及早落地，基建仍是投资端的主要拉动。从近两个五年规划看，我国基建增速基本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有望及早落地形成支撑，近期各地方已经开始积极谋划“十五五”和明年的重大项目，所设领域包括康养医疗等民生领域、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后续需关注2026年全国两会后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会，应会明确规划期重大项目“清单” 。
其三，今年年底的政策部署存在效果时滞，政策效应或集中于明年释放。当前5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和5000亿地方债结存限额已经落地，民间投资和促消费的纲领性文件已经下达，考虑到政策部署存在效果时滞，政策效应或集中于明年年初释放。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效果看，2022年从开始投放到开工仅1-2月时滞，今年投放见效相对较慢，政策传导时长可能会有所延长，开工节奏或集中在2026年第一季度，为“开门红”打基础。
其四，反内卷的治理效果将持续显现，PPI和CPI或实现温和修复。明年“反内卷”治理的影响或将持续显现，尤其是新兴产业“反内卷”进展加快，对于核心领域的价格仍有支撑，但反内卷不可避免对投资端形成压制，长周期角度看，制造业投资下行未必是坏事，投资下行意味着供给出清，是企业库存去化、化解产能过剩的必经之路。结合大宗商品以及反内卷相关行业价格走势，我们预计明年上半年PPI仍将保持较在-1.8%左右的水平，下半年随着翘尾因素的减弱，PPI将会进一步回升至-1%-0.5%左右的水平， CPI大约实现0.5%左右的增长。
其五，伴随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市民”的需求潜力将持续释放。依据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缺口测算，当前我国约有3亿“新市民”（包含6000万左右的留守儿童）的需求仍待释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投资空间，有助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看到明年经济增长亮点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制约经济全面修复的问题和挑战。其一，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十五五”时期制约内循环的核心堵点。我国已处于中等收入偏上型经济体，离高收入经济体门槛越来越近，“十五五”或处于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日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往往伴随着最终消费率的持续抬升，虽然不具备因果关系，但可以说明可持续的内需驱动，特别是消费驱动是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过去三年我国经济指标持续呈现“供强需弱”的格局，2026年这一格局或将延续，有效需求不足依旧是制约内循环的核心因素。
其二，当前微观主体的行为未走出“后疫情” 范式。一方面，当前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持续下行，企业决策面临“扩产即亏损”的困境，伴随有效益的投资减少，企业行为目标函数由“利润最大化”变为“风险最小化”，投资意愿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收入预期变化、谨慎动机增强等影响下，居民行为函数发生变化，当前居民过度储蓄的行为仍没有明显改善，资产价格下行与付息压力加大加重居民财产负担，此外，消费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失，供需错配进一步制约消费需求释放。此外，地方债务尾部风险有所缓释，但财政趋缓与债务约束下，地方行为空间受限、流动性和结构性问题仍存。
其三，经济下行承压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过渡，新动能仍需加快蓄势。我国产业结构呈现传统产业“亟待转型”、现代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特点，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生产率下降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当前房地产仍是影响三大主体行为的节点行业，对经济拖累减轻但仍在持续。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维持稳定增长，但其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仍然较低。此外，从研发角度看，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虽然有所提升，但较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其中，基础研究薄弱是我国对关键核心技术掌控不足、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重要原因。
其四，未富先老压力下，民生和社会保障短板日益突出。经济增速放缓会暴露出经济快速增长掩盖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再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但总体来看仍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居民消费的支撑效果有限。从收入差距看， 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贫富差距扩大制约内需释放。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短板”，尤其是面临缺口的非户籍常住群体，以一线城市为例，非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教育、住房待遇相对落后。
其五，对激励约束机制重视不足，制约地方活力释放与微观主体预期。尽管多元化考评机制下，对地方政府约束性增强，但对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正向激励机制不足，对地方积极性的调动作用有限。此外，虽然政策已经强调向“投资于人”转变，但思想观念、统计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等尚未改变，仍然跟不上政策调整的节奏。
三、2026年宏观政策的调控思路和方向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日本的治理经验看，2020年以来日本走出“慢性通缩”需要政策形成一致性预期，在货币、财政与结构性改革三条线上形成“共振式再通胀”，叠加居民工资普遍上涨，微观主体预期显著改善，政策效应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进而打破通缩螺旋。
展望2026年，我国宏观政策仍要保持定力，财政和货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有效引导市场预期。财政政策方面，2025年赤字率设定为4%，但考虑到经济增长压力逐季增大，四季度适时推出了“两个5000亿”增量工具，为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支撑。2026年作为开局之年，在经济增长目标上要有积极的定调作用，与此同时，考虑到在需求不足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货币政策，且起效较快，有必要发挥承托作用，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落地所需的资金需求更大，二是近年来财政政策边际效应边际递减的背景下，为稳固“十五五”开局，支撑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发力。建议2026年赤字率提高到4.5%-5%、广义赤字规模超16万亿。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为实现明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需要约7.4万亿的增量财政资金支持，假设资金财政增量通过财政赤字弥补，2026年狭义赤字率可提高至4.5%~5%左右，对应狭义赤字规模约为6.6~7.4万亿；特别国债规模可与今年持平、继续发行1.8万亿，加力支持“两重”“两新”工作；地方新增专项债额度可小幅上升0.7万亿至5.1万亿，弥补今年减少的用于基建项目的额度，并继续支持化债、“清欠”等，满足用途进一步拓宽的需求；若再考虑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2万亿置换额度，明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可上升至15.5~16.3万亿，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作用。财政支出结构上，要以“十五五” 规划新阶段为契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促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及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货币政策方面，需延续支持性立场，维持低利率环境，做好流动性管理，当前我国存款准备金利率和政策利率相对于海外经济体仍有调降的空间，预计2026年年内安排1次降息、1-2次降准，同时灵活开展如国债买卖、买断式逆回购、质押式逆回购、MLF等维持流动性充裕。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需进一步扩围加力，继续加大对消费、科技、绿色、养老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符合货币财政协同配合的要求。
其二，要以提振消费为核心，全方位扩大内需。 “做大蛋糕”是第一要位，居民收入本质上来源于参与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报酬，只有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更高报酬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建议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除拓展服务消费补贴范围、培育优质服务供给外，考虑推动职工法定休假应休尽休，搭配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发挥假日经济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尤其是要建立更便捷、高效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推动消费相关行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指南，帮助消费者更好地识别产品质量，降低感知风险，增强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完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改革，释放新市民的住房、教育等需求。建议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投入，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住房方面，从短期供求关系看，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有望完成“止跌回稳”目标，大部分城市仍将面临房价下跌压力，复苏分化是一个新常态。当前家庭小型化、多样化，人民对“好房子”的追求，以及人在不同阶段对房子的需求差异等对房市仍有多样性的需求，特别是新市民安家、年轻群体独立居住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除全面取消购房限制性政策外，还应加快保障房收储进度，根据我们的测算，新市民群体大约还有1亿套保障房需求，按照每套保障房的面积为60㎡、收储价格为市场价格的50%测算，“十五五”规划期间，每年需要收储资金2.8-4.5万亿元。如果考虑新市民释放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其他公共服务的需求则更大。此外，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加强供需适配性，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
其三，“十五五”时期债务管理进入新阶段，需更加注重债务效率与可持续性。一方面要有序推进本轮化债，加强财政、金融等资源统筹，优化调整化债政策的力度和节奏， 建议以“促发展”为主线优化融资政策安排，动态调整化债政策，结合各地化债进度、债务风险水平等，因时因势放宽地方债务率考核要求，结合地方流动性压力，做好化债资源配置与节奏安排；此外，财政化债仍是首选途径，要发好用好置换类地方政府债券、靠前发力，进一步发挥地方国资作用，加大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力度并提升效率，在平衡好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化债关系的前提下，继续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银行为主推进金融化债。另一方面，要分类解决化解债务中的“冰山问题”，尤其加快解决拖欠款问题，可以考虑在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可在明年化债资金中予以适当倾斜；同时，结合国办84号文规定，还可加大力度运用一般债和专项债资金来偿付PPP存量项目中的社会资本垫资，促进地方经济循环；建议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等额度用于项目建设，减轻资金压力并适当加大金融支持。此外，在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加大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转化效率，向存量要增量、向存量要空间。可充分借鉴主流国家成熟的地方债务可持续管理经验，如对“规范政府债务”立法，加快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大地方财政基本信息的披露，设定更符合现阶段债务特点的风险监测指标和模型，探索构建偿债保障机制等，切实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并以财政部债务司设立为契机，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而长期来看，无论化债还是发展，更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需同步推进结构性改革，要平衡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优化约束激励机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动态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考核指标权重，如适当将无形资产、数据资产等新兴领域纳入考核范围，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与激励体系，强化正向激励、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带动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改变。与此同时，要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等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其四，中长期则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点聚焦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扎实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完善地方税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强化内需驱动战略，释放发展潜力。
其五，对外要积极扩大朋友圈，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推动产品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并重，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
最后，袁海霞表示，随着“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与改革举措相继落地，“十五五”时期经济稳步修复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