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德国时代周报，作者弗洛里安·舒曼博士是《时代周报》卫生部门副主任，雅各布·西曼克博士是首席健康记者。
这是数十年来美国疫苗政策最重大的转变，由总统亲自推动：从即日起，美国儿童的常规疫苗接种将从原来的17种减少到11种。
令人震惊的不只是疫苗接种时间表本身的变化，还有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美国政府完全绕过了通常负责审查每种疫苗科学证据、并提出建议的独立专家委员会。
“发生的这一切令人震惊。”德累斯顿大学附属医院儿童与青少年医学系主任、德国常设疫苗接种委员会（Stiko）主席赖因哈德·贝尔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长期确立的疫苗接种建议被轻率废除，而且过程毫无科学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疫苗事务的最高官员凯特·奥布莱恩也表达了难以置信的态度，她在接受Statnews网站采访时表示，“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曾对其疫苗接种计划做出如此剧烈和根本的变动。”
一次性取消6种常规疫苗，是自卫生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上任以来对公共卫生最深远的干预措施之一。这位以质疑疫苗而闻名的政客长期声称，美国儿童接种了太多不必要的疫苗，其中一些还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变动使美国更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建议，包括德国和丹麦。
根据官方说法，这一简化后的疫苗接种计划，旨在恢复公众对卫生系统和常规疫苗接种的信任。但专家们担心结果恰恰相反。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国家热带医学学院院长、儿科医生兼疫苗研究员彼得·J·霍特兹表示，这“是卫生部在有组织地试图削弱人们对疫苗必要性、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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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从乙型肝炎疫苗开始
美国疫苗接种计划将发生大变的迹象早已显现。
去年6月，小罗伯特·F·肯尼迪解散了隶属CDC、负责疫苗建议工作的17名独立专家组成的疫苗咨询委员会（ACIP），这个委员会的职责相当于德国的Stiko。
他在新设立的、规模更小的委员会中任命了若干持疫苗怀疑态度的人员。在去年12月初，这个委员会做出的首个引发轰动的决定就是，建议取消自数十年前就存在的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建议。
许多专业人士对这一决定持批评态度。
但现在已经走得更远了。新接种时间表完全绕过了ACIP。去年12月初，是特朗普本人要求卫生部长肯尼迪和CDC代理主任吉姆·奥尼尔，研究其他发达国家（所谓“对标国家”）的儿童疫苗接种做法，并据此调整美国的计划。
在总统令中，丹麦、日本和德国被明确列出为榜样，这些国家的常规疫苗接种数量都少于美国。
效仿丹麦接种计划，却没有丹麦的医疗体系
对20个国家的比较显示：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特例”。美国儿童常规接种的疫苗数量明显多于对标国家。例如德国通常接种15种疫苗，丹麦仅为10种。
因此，美国儿童将从以往接种17种疫苗改为仅接种11种。分别是：麻疹、腮腺炎、风疹、小儿麻痹症、百日咳、破伤风、白喉、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和肺炎球菌。
此外，美国卫生当局在与其他国家卫生机构的沟通中显然得出结论：水痘疫苗接种建议应保留，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仍建议接种一剂。
无论在哪个国家推广，HPV疫苗都显著降低了女性患宫颈癌的风险。
根据新规，脑膜炎、甲肝和乙肝、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等疫苗今后只推荐给风险人群。还有一类疫苗，需要家长在与医生“共同决定”后选择是否接种，包括轮状病毒疫苗（可引起婴幼儿严重腹泻）、流感、新冠、脑膜炎球菌以及甲肝和乙肝疫苗。
由此，美国更加接近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接种计划。但问题来了：这到底有多大风险？
接种方式如丹麦，美国是否能效仿？
实际上，许多疫苗在德国的推荐方式与美国未来的做法相似。例如RSV免疫，目前美国新规只推荐给风险人群，但所谓“风险人群”指的是孕期未接种RSV疫苗的新生儿。
在德国也是类似情况：Stiko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RSV疫苗，除非母亲在孕期已接种。对甲肝疫苗也是如此：在美国未来只推荐给高风险人群，德国亦是如此。
但轮状病毒和脑膜炎球菌疫苗的处理就不一样了。这两种疫苗在德国仍推荐所有儿童接种，而美国将不再这样做。
新美版接种计划与丹麦最为接近。在新推荐理由中，丹麦被明确视为典范。这个国家通过仅30剂疫苗实现对10种疾病的防护。在对比国家中，没有其他国家接种疾病种类更少。
但美国政府没有提到：丹麦本身就是一个“特例”，而发达国家整体趋势其实是推荐更多疫苗。
问题在于：适用于丹麦的做法，未必适用于美国。这一点是各国权威机构和专家的一致共识。美国儿科学会称这些变动“危险且不必要”。
美国不是丹麦，不能强行将丹麦的接种计划强加给美国家庭，“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丹麦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人口构成和疾病风险都与我们完全不同。”
丹麦有意识地接受儿童因可预防疾病而住院的情况，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则设法避免。丹麦婴儿仍因RSV住院，儿童仍因轮状病毒感染而进医院，青少年罹患脑膜炎球菌败血症的风险高于德国。
这些病例在丹麦仍会出现，尽管医疗体系能对付。
即便像丹麦那样愿意接受这些代价，在美国却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因为丹麦有一个由税收资助的国家医疗体系，公民无需自付即可获得大部分医疗服务。
而在美国，很多人没有保险或保险覆盖不足。
CDC网站上的一份长达34页的文件（PDF）详细说明了新建议，但对上述差异只字未提。Stiko主席贝尔纳指出，这些本该是科学证据基础的重要部分，“声称效仿丹麦或德国的接种时间表就能高枕无忧，实在过于草率。”
因为这些国家的疫苗建议，都是基于对相关疫苗科学证据的严格分析，结合本国的卫生体系和人口结构等具体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医疗可及性、公平性、操作可行性和公众接受度。
此外，在提出新建议前，通常还会做疫苗效果模型预测。但这次显然并未这样做。
乙型肝炎的案例：新生儿缺乏保护
国家间比较为何会出现偏差，从乙型肝炎疫苗的例子中可以清楚看出。直到去年年底，美国对所有新生儿都建议接种乙肝疫苗，直至ACIP建议取消。
今后，仅建议为乙肝阳性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接种，或母亲感染情况不明的孩子接种。
乙肝病毒攻击肝脏。儿童感染后，常发展成慢性，最终可能引发肝硬化，需要换肝才能治愈，且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从母亲传染给婴儿的乙肝病例较多，因此只为乙肝阳性的母亲所生婴儿接种，乍看之下似乎合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尔纳指出：“在德国，我们也只为乙肝阳性或未知状况的母亲所生婴儿接种乙肝疫苗。但那是因为我们几乎为所有孕妇做了乙肝筛查。”
而美国的情况不同：约12%至18%的孕妇孕期未进行乙肝筛查。
此外，乙肝不止通过分娩、性行为或注射传播，还可以通过与感染者的亲密接触，以及共用物品如指甲剪、毛巾传播。美国一项早期研究表明，一半的乙肝感染儿童并非从母亲感染，而是从社会中超过200万不知自己感染的成年人那里感染。
因此专家强调，自1991年推广出生接种乙肝疫苗以来，已保护无数儿童免于患上这种可致命的慢性病。
缺乏医疗保障的影响
另外，新冠和流感疫苗今后不再推荐给所有婴幼儿，这一规定虽与德国和丹麦相符，但在美国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很多人没有保险或担心自费支出而避医。许多人因费用高而避免或推迟看病或体检。
一项大型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去年因费用问题而放弃或推迟了必要治疗。一些家长也因此拖延子女治疗，有时甚至拖太久。
此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看病路途遥远。2021年，《联邦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将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比较，美国表现远差于许多国家——包括如今效仿疫苗政策的国家。
简言之，美国儿童若患流感，死亡风险高于德国。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迄今对新冠和流感疫苗的建议更为广泛。贝尔纳指出，美国的高肥胖率等基础疾病负担较重，正因为此，6个月以上儿童被广泛推荐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
“这在美国背景下是合理的。”事实上，德国Stiko也在考虑是否应向所有儿童推荐流感疫苗。
“共同决定”是否只是新增门槛？
虽然表面上看，家长与医生“共同决定”是否接种新冠、流感或轮状病毒疫苗显得合理，但许多专家担心这将进一步降低疫苗接种率。
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童感染病学专家保罗·奥菲特对《纽约时报》表示：“要求家长在医生协助下做出接种决定，可能让他们误以为可以合理地拒绝疫苗。”
他的担忧是，如果疫苗不再是例行体检的一部分，很多家长可能会犹豫要不要接种。尽管没有理由不接种。
此外，为达成“共同决定”，可能还需额外预约医生，专家担心这将是又一道阻碍儿童接种潜在救命疫苗的门槛。
归根结底，这场改革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存疑的信念：认为疫苗本身是问题。
亨姆霍兹感染研究中心传染病流行病学教授贝丽特·兰格指出，理论上确实可以出于某些理由减少疫苗种类，比如减少就诊次数、提高公众接受度，“但我没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新疫苗时间表能实现这些目标。”
相反，如今是在人为对疫苗进行优先级排序，却没有提供任何基于证据的理由。
新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尚不明确
从医学角度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此前疫苗接种计划的种类和方式存在问题。每种疫苗推荐的背后，都是ACIP经过对利弊的慎重评估。而这个委员会不仅被小罗伯特·F·肯尼迪重组，现在更被完全绕过了。
接下来将如何发展尚不明朗。CDC表示，即便某些疫苗不再属于常规项目，联邦保险项目如Medicaid目前仍将予以报销，前提是家长希望为子女接种。
不过，有专家质疑，这项新规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因为肯尼迪绕开了疫苗建议的正规程序。
可以确定的是：今后各州仍可自行决定是否采纳这一联邦疫苗新规。但专家认为，特别是共和党主导的州很可能会跟进。这将导致疫苗接种规则出现混乱局面，最终或许将进一步削弱公众对疫苗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