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为希拉里·克林顿。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第一次看到明尼阿波利斯退伍军人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被杀的视频时，我立刻想起了《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
联邦特工在他试图救助一位被他们推倒在地并喷洒胡椒喷雾的女性时，开枪打死了普雷蒂。耶稣教导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他说。
但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如今，美国人亲眼目睹了特朗普滥用权力、无视宪法所造成的代价。联邦特工杀害普雷蒂和蕾妮·古德的视频，揭露了特朗普政府官员谎称他们为“本土恐怖分子”的谎言。
即便是那些已对特朗普的种种过激行径习以为常的美国人，也被这些杀戮和政府冷酷、虚伪的回应震撼到了。
这场危机也揭示了特朗普“MAGA”运动核心深处的道德腐败。无论人们对移民政策持何种立场，良知尚存之人，又如何能为明尼苏达州受害者所遭受的冷漠与无情辩解？又如何能无动于衷于那些被拆散的家庭、那些因恐惧而躲藏的家庭、那些害怕上学的孩子？
在MAGA信仰体系中，“同情是软弱、残酷才是力量”已经成为铁律。
特朗普及其盟友认为，越是非人道的对待方式，越容易制造恐惧。这就是为何他们将全副武装的联邦部队，部署到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等“蓝州”，制造最危险的街头剧场。
包括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在内的其他历任总统，都曾驱逐数百万无证移民，却没有将美国城市变为战场，也没有故意将孩子关进铁笼来制造震慑。
《大西洋月刊》的亚当·瑟沃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曾深刻指出：“残酷本身就是目的。”
这场野蛮行为不只是失误，而是故意为之。瑟沃最近在同一刊物中还指出，明尼苏达州人民的回应可以被称为“邻里主义”，一种无论对方是谁、来自何方，都愿意保护身边人的承诺。
在我看来，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
特朗普政府政策中对残酷的推崇、对同情的排斥，不只是政策取向问题。这些价值观根植于特朗普个人的性格与世界观，也成为一批极右翼“基督徒意见领袖”发动的反同情战争的口号。
他们扭曲的宣传，不仅为特朗普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和政府的残酷政策提供了正当性，还边缘化了那些宣扬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主流宗教领袖。
更糟糕的是，这场运动有可能铺平道路，让极端基督教民族主义取代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神权统治。
拒绝尊严、怜悯和同情这些基督教基本价值观，并非始于明尼苏达州的这场危机。这种基调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已确立。
在去年1月宣誓就职的次日，特朗普出席了国家大教堂的祷告仪式。华盛顿的圣公会主教玛丽安·埃德加·巴德在布道中对新总统发出了呼吁：“奉我们上帝的名，我请求你怜悯这个国家中感到恐惧的人。”
她提到担心父母会被遣返的移民子女、逃离迫害的难民，以及害怕生命安全的LGBTQ青少年。这是一种充满耶稣教导的爱与慷慨，对邻人与陌生人的真诚呼吁。
巴德主教立即遭到围攻。
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她“应该被列入遣返名单”。牧师兼意见领袖本·加勒特警告信徒：“这条蛇是上帝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她憎恨上帝，也憎恨上帝的子民。你们必须予以痛恨作为回应。”
右翼基督教播客主持人阿莉·贝丝·斯塔基称这篇布道是“有毒的同情心，与上帝的教导背道而驰，支持了最邪恶、最具破坏性的观念”。
有毒的同情心？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法。我无法判断这是道德盲目还是道德破产，但不管怎样，都令人震惊。
这绝不是我在主日学里学到的，也不是我从《圣经》中读到的，更不是我相信的耶稣在世短暂时光里所传讲的教义。
没错，我上过主日学。事实上，我母亲曾在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我们循道宗教堂担任主日学教师。成年后，我也曾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教堂偶尔担任教师。
有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比如曾称我为“敌基督”的共和党议员。当我当面质问他时，他支支吾吾地表示不是那个意思。后来，特朗普任命他为内阁成员。
注：这个议员应该是瑞安·辛克。他在2014年竞选国会议员时，曾被媒体报道称在一次活动中称希拉里“敌基督”，尽管他后来表示自己并不真这么认为。在特朗普上台后，任命他担任内政部长进入内阁。
我从不把信仰挂在嘴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不重要。恰恰相反，我的信仰支撑了我、指引了我、拯救了我、鞭策了我，也挑战了我。
我无法想象没有信仰，我会成为怎样的人，走上怎样的道路。所以，我并非置身事外。我相信，像我这样的基督徒——乃至所有有信仰的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对那些利用宗教分裂社会、破坏民主的极端分子说不。
甚至连已故教皇方济各这样权威的宗教领袖，也曾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对同情的打压。当副总统万斯声称基督徒应对爱心“有所保留”，优先照顾身边人而非陌生人时，教皇回应道：“基督徒的爱并不是一种逐渐扩展的利益圈子。”
他进一步敦促大家重新研读《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
传统基督教道德与特朗普式非道德之间的对比，在去年9月被杀害的MAGA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的悼念仪式上表现得尤为鲜明。柯克的遗孀埃丽卡公开原谅了杀害丈夫的人。
“我原谅他，因为基督也是这样做的，”她说，“我们知道，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们从福音中知道，答案是爱，永远是爱。”
这让我想起了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以马内利黑人卫理公会教堂”枪击案中遇害者的家属。当时，一名白人青年在晚间圣经学习课程中杀害了九名黑人信徒，企图挑起种族战争。
几天后的庭审中，伤心欲绝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对凶手说：“我原谅你。”
然而，特朗普对埃丽卡·柯克的宽恕并不感动。他说：“我恨我的对手，我不希望他们好过。”
他拒绝原谅敌人。
“对不起，埃丽卡。”他说。
看来那句“爱你的仇敌，善待恨你的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在他眼里也毫无意义。
面对这样的领导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和近四成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同情是一种危险情感，会妨碍我们建立一个受上帝真理引导的社会”。
MAGA否定了耶稣“爱邻舍”的教导，也不再关心“最弱小、最被遗忘、最被遗弃的人”。MAGA眼中，世界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也许在海湖庄园的阳台上，这一切看起来光鲜亮丽，但MAGA的世界观本质上是恐惧和贫瘠的。
他们只看得见报复、轻蔑和羞辱，无法想象慷慨与团结。
整场运动还充斥着赤裸裸的厌女情绪。极端派牧师乔·里格尼写了一本书，名为《领导力与同情的罪》。他是影响力巨大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道格拉斯·威尔逊的盟友。
威尔逊认为女性不该拥有投票权，主张将美国改造成神权国家（你是否会惊讶，赫格塞斯是威尔逊的忠实拥趸？）
里格尼声称，巴德主教呼吁宽容，是“女权主义这一毒瘤的体现，这种毒瘤助长了在觉醒时代困扰我们的同情操控和受害文化。”
狡猾女性的操控，一直是厌女叙事的老套子，只不过这一次，恶意有了新变体。女性不再是用诱惑引诱男性堕落，而是用“美德”来迷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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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民族主义，即相信上帝召唤特定基督徒掌控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区分教会与国家，正在特朗普主导的华盛顿迅速崛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国会山办公室外悬挂一面具有历史意义的旗帜，近年来这面旗帜被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广泛使用。
2021年1月6日的暴乱者曾举着同样的旗帜，而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的妻子，也曾在两人度假屋外悬挂这面旗帜。
美国最大主流教会合一组织——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已就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危险发出警告。这个组织在2021年声明中表示：“在追求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基督徒的谦卑丧失了，上帝对全人类的爱也被忽视。”
声明还说：“《圣经》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他们因为自己曾是外乡人和受压迫者，所以承诺欢迎外乡人、保护被压迫者；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叙事则排斥陌生人，并认为被压迫者活该受难。”
这正是像阿莉·贝丝·斯塔基那样的极端人物所憎恨的主流基督教观点。她是《有毒的同情心》一书的作者，自称为基督徒女性发声，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一百万粉丝。
在发一些生活方式碎语的同时，她也猛烈抨击试管婴儿技术，告诫女性不要倾听内心的柔情。这位MAGA道德的“审查官”，针对的是那些她认为因同情心而易受操控的福音派人士。
比如，有人看到了一个无证移民家庭的人性，开始觉得大规模驱逐太过残酷；或者她们为一名被迫生下强暴所致怀孕的年轻女孩留出心中一席之地，并开始质疑全面禁止堕胎是否明智或道德。
这些在斯塔基眼中，都是“有毒”的。
那些不再“爱邻舍”的基督徒，在对抗同情心的战争中拥有强大盟友。来自硅谷的科技独裁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声称，同情是弱点，是对文明的“自杀”，因为妨碍了冷酷的野心和效率。
这种论调颇为可笑——要知道，这些人正忙着开发可能毁灭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却对这些系统的后果毫不在意。他们也是将批评者和自由派称作“NPC”（电子游戏术语“非玩家角色”，意为非人类）的那群亿万富翁。
一旦你开始这样看待他人，又怎么会在乎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呢？
伊丽莎白·布鲁尼格曾写道：保守派正在发起一场针对同情心的攻击。
这些人可能自以为是房间里最聪明的那群人，但他们彻底错了。同情不会摧毁文明，恰恰相反，也许正是拯救文明的关键。
我们可以辩论政策，也可以辩论神学。但一旦我们放弃同情，也就放弃了真正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同情不会削弱我们的判断力，也不会蒙蔽我们的道德清晰度。同情心反而能让我们看到道德的复杂性。这不是软弱的象征，而是力量的源泉。
或许那些只想奔赴火星、抛弃其他人的富豪们无法理解这一点，但我们总该希望基督徒能看得更清楚。其实无需回顾太久的过去，也能找到懂得同情价值的例子。
我曾在很多事情上与总统小布什意见不合，但我尊重他真诚推崇“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他最有力的承诺，就是发起了总统紧急救助艾滋病计划（PEPFAR），这场人道主义使命拯救了约2600万人的生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奇迹。
这个项目的许多坚定支持者正是受耶稣教导激励、投身“医治病人、喂养饥饿者”的福音派基督徒。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削减了PEPFAR和其他旨在拯救全球贫困人群的援助项目。专家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因此死亡1400万人，其中包括数百万儿童。
宗教右翼的一些早期领袖也同样残忍、煽动性强。我刚进入政坛时，政教合一的鼓吹者还主要是电视布道者，而不是今天这些靠社交媒体兜售伪善的投机者，但手段如出一辙：利用宗教牟利，推动极端政治议程。
1980年代，右翼煽动者如杰里·法威尔、安妮塔·布莱恩特等声称，艾滋病疫情是上帝为了惩罚同性恋者而降下的瘟疫。他们的言论充满非人化与反基督教色彩。
这些反动的宗教力量主导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攻势，反对女性权利和同性恋权利，并最终导致共和党背弃民主。今天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毫无掩饰的崛起，正是他们的遗产。
但我们现在所目睹的，感觉更加不同——也更加危险。关于谁值得同情、谁应享有人权与尊重，这些问题在美国政治中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但此前从未有哪一个主要政治运动，真正开始质疑同情与怜悯本身的正当性。
近几十年来，主流基督教声音的衰退，给最极端的意识形态煽动者留出了空间。天主教会与传统主流新教派系因丑闻与分裂而受损，信徒人数持续下降。如今认同基督徒身份的美国人比例跌至历史新低，全国教会理事会预计未来数年内将有多达10万个教堂关闭，主要为循道宗、长老会和路德宗等主流教派。
看到我所归属的联合循道宗，因同性恋权利问题发生深刻分裂，我感到十分痛心。许多保守派美国教会脱离联合会，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传统主义教会联合，另组一个更加排他的宗派。
其他教派也面临类似分裂。这一切为像道格拉斯·威尔逊领导的“归正福音教会联盟”这样的新兴势力提供了发展空间。目前这个网络已扩展至150多个基督教民族主义会众。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特朗普本人。
没人会误以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或有信仰、有道德的人。但他的腐败并非只限于个人层面，污染他所接触到的一切，包括那些支持他的基督徒。
传统观点认为，特朗普只是把许多人心中原本不敢说出口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的粗暴偏见鼓励人们摆脱政治正确和“觉醒虔诚”的束缚。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他确实激发了人们最恶劣的一面。但问题不仅于此。
他让人变得更坏。残酷与丑陋具有传染性。一旦这些成为常态，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
看看特朗普与里根这两位宗教右翼所拥戴总统之间的对比。里根描绘的是一个乐观、阳光、包容的美国。他称之为“山巅之城”。他的政策虽未必总与言辞一致，但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至关重要，这些故事塑造了我们的国家叙事和道德框架。
而与之相反，特朗普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美国大屠杀”的黑暗愤怒故事。他的政治运动——以及他所代表的基督教版本，也自然充满黑暗与愤怒。
里根塑造的是一个地道的美国神话：一个羞涩但正直的牛仔，在牧场劳作、勇敢对抗暴政。而特朗普，尤其是在他的第二任期中，把自己包装成“镀金的凯撒”，与美国理想相去甚远。
我们没有得到华盛顿式的正直，得到的是卡利古拉式的堕落；我们没有看到林肯的谦卑，却见证了尼禄般的残酷。你或许以为真正的基督徒会看清这种把希望寄托在“伪罗马皇帝”身上的讽刺，但个人崇拜的本质，正是让人盲目且充满恐惧。
最后，我坚信，社交媒体特有的破坏性机制，使这些趋势如注射类固醇般迅速加剧。我们对算法的沉迷使社会变得更孤独、更焦虑、更充满敌意。TikTok和埃隆·马斯克的X等平台奖赏极端主义，边缘化温和理性。他们鼓励负面情绪，扼杀积极声音。同情不会带来“用户参与”，所以它被视为无用。
1980年代，我曾对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印象深刻，他在书中警告，电视正在腐蚀美国社会和民主。他哀叹，宗教与政治被简化为浅薄娱乐，公众因分心而失去理性思考和辩论的能力。
如今，我发现波兹曼当年的警告几乎成了预言。他写道：“每一种媒介，就像语言本身一样，为思想、表达与感知提供了新的方向。”
而如今，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与算法推荐，已经统治了世界，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媒介如何塑造文化。TikTok对极右翼政治的推动绝非巧合。它的问题不仅在于背后可能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操控，或是被一群特朗普支持者收购了美国壳公司（这当然令人担忧），而在于，这种媒介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放大仇恨、激发冲动，而非促进理性对话，为虚假信息提供了沃土，却对严肃新闻与辩论极不友好。
文化评论家们已开始警告，我们正面临“后读写”社会的风险。自智能手机普及以来，西方国家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普遍下滑。他们担心，随着读书和阅读报纸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将丧失处理复杂思想与论点的能力，更易受宣传操控，正如波兹曼所言，我们终将“滑动至毁灭”。
而“后读写社会”很可能也意味着“后道德社会”。我们已经听到基督教意见领袖声称同情是罪。我们有一个对公民美德过敏的总统。美国人每天花无数时间沉迷社交媒体，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刻都更加孤独、愤怒与不信任。
我们能做什么？
一个好的起点，是效仿那些勇敢信仰领袖的榜样，他们正在挺身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滥权行为。1月23日，约有100名神职人员因在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抗议遣返航班而被捕。他们在刺骨严寒中祈祷、唱圣歌，直到被警方带走。
还有更多人走上街头，支持抗议者，帮助陷入困境的移民家庭。
戴维·布鲁克斯曾写道：美国现在需要一场群众运动。
去年11月，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发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特别声明，谴责“对人的无差别大规模遣返”和“对移民的妖魔化”。美国主教们很少如此一致地发声——上一次还是在2013年，但这次他们表示：“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我们感到必须为上帝赋予的人的尊严而发声。”
我希望全国各地那些对这个不道德政府和极端政治右翼感到震惊的基层信仰领袖，也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可以理解，有些人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像斯塔基这样的意见领袖，正热衷于审查任何偏离“党纲”的行为。但自基督教诞生之初，“向权力说出真相”就始终是信仰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能听到这些声音，无论对基督教群体还是整个国家，都是一种力量。
我们还需要在政治领域展开争夺。如果MAGA派的共和党人要放弃同情与社区这些传统美德，那么民主党人就有机会去填补这个空缺。明尼苏达州的暴力越权行为，也许能为争取那些在寻找替代选项的新受众打开局面。
许多长期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福音派基督徒，已经对特朗普的腐败与残酷感到厌恶。甚至一些共和党领导人也开始质疑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疯狂打压。
民主党需要一个能包容有信仰者的“大帐篷”，即使我们在某些议题上并非完全一致。别忘了，自由派基督教在历史上有着深厚传统。几乎每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进步的信仰人士都是主导力量。想想马丁·路德·金如何在塞尔玛与拉比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一起游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重新唤回。
事实上，仅仅“欢迎”还不够。民主党应该积极主动争取有信仰者的支持与选票。目前已有数十位自由派神职人员宣布将参加2026年中期选举，这一迹象令人鼓舞。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要放弃对自由、公正和平等的承诺，也不意味着要削弱斗争的决心。
我们应该以一颗开放的心去倾听、对话，毫无畏惧地讲述我们的价值观。
我知道，同情并不容易。但基督教也并不容易。当耶稣呼吁我们转过另一边脸、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时，本就意味着这是困难的挑战。
我们失败的次数远多于成功——因为我们是人类，但信仰的修行正是不断尝试。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与我们存在严重分歧的人时，要感同身受尤其困难。我自己也在挣扎。你可能记得，我曾说特朗普支持者中有“一半是一篮子的可鄙之人”。我说的是那些被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仇外、仇视伊斯兰等吸引的人。
“其中一些人是无法挽救的，”我说。
我至今仍相信，偏执和仇恨令人可鄙。诽谤和平抗议者、为其被谋杀叫好，是可鄙的。因为孩子的父母是无证移民而恐吓他们，是可鄙的。
但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也希望自己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善意，并相信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当我目睹明尼苏达州发生的暴行时，我会问自己：我真的能对那些坚持非人化他人的人产生同情吗？
说实话，我不确定。我还在努力。
但我相信，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能同时容纳两种真相。我们可以在最糟糕的人身上看到人性，同时坚决反抗暴政与压迫。我们可以立场坚定，同时不模仿对手的残酷。
这是美国的黑暗时刻。若想重新点燃光明，我们就必须拒绝残酷与腐败。
若想真正强大，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同情心，而不是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