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乔治·F·威尔于1974年开始在《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并于1977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他的最新著作《美国的幸福与不满》于2021年9月出版。
当美国国家债务距离39万亿美元只剩几个月、年底或将触及40万亿美元之际，政治阶层却几乎毫无动静，这令人费解。
也许并不费解。
作家、政治鼓动家厄普顿·辛克莱曾说过：“要让一个人的认知突破他的薪资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或者说，是装作不理解。
比党派纷争更令人警惕的是：国会两党议员有一个共识——要想实现财政上的长期改善，必须承受短期的巨大政治代价。那既然眼下国会议员的政治前程尚未与未来灾难直接重叠，那就让危机继续迫近吧。
2016年，一位预算专家曾获准用20分钟向特朗普简要介绍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后果。讲了五分钟后，特朗普打断说：“是啊，可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特朗普与他宣称要取而代之的主流政治文化，其实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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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美国“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仍不屈不挠地在努力。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仅靠信息就能促使国会采取行动、避免财政黑洞，这个委员会还是列出了六种可能的危机情境。五种颇为戏剧化，第六种则更为温和，却最令人不安，也最可能成为现实。
1. 债务危机。 快速上升的债务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投资者一旦对美国财政前景失去信心，就会要求显著提高利率以愿意继续购买国债。这将引发一种自我强化的债务螺旋：更高的利率会抑制经济增长，减少政府收入，同时增加政府偿债支出。新发行国债的利率上升，也会削弱已有大量低息债务的价值，进而削弱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些机构被视为“不能倒”，对其救助和为低迷经济注入刺激资金的支出反而会加剧危机。
2. 通胀危机。 高企的债务是一种诱因，可能通过通胀“削弱”现有债务的实际价值——即用贬值的货币偿还债主。但通胀一旦成为市场预期，投资者便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补偿通胀风险。此时，R>G（债务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效应开始发挥破坏力：利率越高，增长越慢，危机越严重。
3. 紧缩危机。 财政紧缩危机将源于税收的大幅提高与开支的大幅削减的突然结合。失业率将上升，而美联储也将缺乏降息空间来对冲经济收缩。然而，在一个长期习惯于“富裕是应得”的社会中，紧缩政策是极为罕见的。《经济学人》曾指出，“在普选时代，七国集团中只有一个国家”——1990年代的加拿大（注，当时加拿大总理是自由党的让·克雷蒂安），“主要通过节衣缩食实现债务大幅下降”。
4. 货币危机。 美元贬值将刺激外国政府和私营投资者将资产从美债转移出去，最终引发对美元的信心危机。
5. 债务违约危机。 这种情况虽然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出现将极具震撼力：政府可能继续偿还本金但暂停支付利息，或者“重组”，即不偿还部分债务的婉转说法。
6. 渐进式危机（最可能）。 这是最隐蔽、却最可怕的结果。2021年，偿还债务的支出仅占联邦收入的不到10%。2025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18%。由于进展缓慢，这种长期危机将使整个国家逐渐接受一种“平庸常态”：经济持续低迷，对科研的投资减少，社会停滞，移民创业活力下降，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日渐衰退。
渐进式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温水煮青蛙”效应，而不是那种能激发改革的突发危机。政治文化不会因此被重建，而将更加有毒。
政治权力将被视为零和游戏：你得的，意味着我失去。
政府将因此变得更强势、更分裂、更不具合法性。货币是人们每天接触政府的最直接形式，是国家向全民作出的一个不言而喻的承诺：它发行的货币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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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通胀更能迅速扰乱一个中产阶级社会。通胀存在于上述所有危机当中——人们每天都被提醒，手中的货币正在失去储值功能。
这种状况所带来的不安，不亚于治安恶化、驱逐混乱和其他社会失序现象。通胀本身就是失序。它的“无声无息”，让每个人都感到无力。
“反乌托邦”是“乌托邦”的反义词。“乌托邦”源自希腊词根，意为“想象中的地方”——即“无处”。而美国债务所带来的反乌托邦后果，终有一天可能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