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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新形势下,上市公司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文 / Cherry来源:FX168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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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者速,众行者远。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过几代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今天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离不开三千万家中国企业的踏实拼搏。

为此,"格隆汇o首届大中华区最佳上市公司"历时12个月,走访上百家机构,实地调研超过千家企业,联合国内外前所未有的专家评委阵容,评选出当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上市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在深圳地标"深圳湾一号"举行颁奖典礼,现场近千观众一同见证了160家"格隆汇o首届大中华区最佳上市公司"获得殊荣的高光时刻,致敬价值创造者,致敬价值发现者,致敬中国!

在本次颁奖典礼中,格隆先生与企业、投资者代表中集集团、大众公用、华夏幸福和涌容资产一同,开启了一场探讨新挑战和新机遇的圆桌议题,几位来自制造业、投资业和地产业的代表畅所欲言,为现场观众描绘了当下他们理解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机遇。为此,格隆汇第一时间将圆桌议题的内容整理并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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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

我们这是一个颁奖主题的活动,但是也希望能够借助会议传递一些信息、交换一些信息,上市公司是中国最优秀的公司,我相信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感触是最深切的。

这个圆桌对话的主题是"百年变局新形势下,上市公司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习主席说过一句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知道大家如何理解,我简单谈一下我的理解--

2019年是五四运动的一百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内外大碰撞,从邓小平时代过度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从韬光养晦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构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先富带动后富到治理生态文明,从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到自上而下供给侧改革,从旗帜鲜明做大做强国企到民营企业也是自己人等等,发生了很多变化,两个时代传承如同时代的河流经过大峡谷。

外部环境是中美关系40年,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三个拐点上。第一个拐点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我们拥抱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之后开启了整个经济的腾飞。在这之前的30年,中国和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排在世界主流经济体系之外,这30年里,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只有1.7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二个拐点是2001年12月份,中国加入WTO,在2010年之前我们的贸易顺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单是对美国一国的出口额,就有3000亿美金之多。两个拐点的基础都是开放和拥抱,开放和拥抱帮助我们跨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们必须承认,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这句话是基辛格说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一个人的半辈子,,不到一个康波的时间,抵不住国运的流年,逃不过时势的变迁。在大时代的漩涡里,任何个人与企业的风险敞口,都可想而知。

但所有事情都有正面和反面,风险反面是正面,正面是机遇、机会,我们会去往哪里?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和寻找机遇?所以,我把今天圆桌会议的的议题定为"百年变局新形势下,上市公司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来和几位最优秀的代表聊一聊,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各行各业该如何自处?

今天参与圆桌议题的嘉宾有:

中集集团董秘办主任 吴三强先生

大众公用董秘 金波先生

华夏幸福董秘 林成红先生

涌容资产CEO 黄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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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座的都是早早就全球化的企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除了民生社稷的公用事业,还有最具敏感性、最具前瞻性的金融投资企业,更有我们的支柱产业房地产。

中国GDP从2012年增速破10%,我自己接触的很多企业都不同程度抱怨呼吸在变得困难。但目前各方面的数据,尤其是宏观与行业数据,是我本人进入投资行业20年以来,最不易得、最零碎、最混乱、甚至最自相矛盾的时期,所以我特别希望从在座各位这里获得一些更接地气的直觉感受。所以我想情各位谈一下,你们对中国经济、对自己的行业以及行业的上下游到底是怎样的感受,对未来是怎样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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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强:

我们看到的数据仅供参考,从目前来讲,龙头企业感受到的经济没有那么差。举个例子,中美贸易战我们肯定是受到影响的,但去北美的集装箱到底有多少,其实不大,只占全球集装箱航线运力分布的17%,这个数据和区域的人口、经济结构是有关系的。从全球范围来看,集装箱贸易依然保持4%左右的增长,从这个数字看出,目前形势对我们的冲击并不是很大。第二,我们涉及到国内天然气、自动化物流系统的业务,仍然保持在一个不错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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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波:

谢谢格隆博士。我根据现在的形势看了一下,我们的天然气有40%来自进口,其中美国进口的只占4%,而且我国从去年9月份开始,已经对美国进口的天然气加征了10%的关税,到现在看来,影响并不大。中国经济在这些能源的支撑下,还在不断增长。

至于创投行业,我们投了不少,也投了这次所谓负面名单里面的大疆无人机,3000万美金,在能源结构上,也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做了一些投资,我们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以及整个社会企业的生命力,不断传导的活力。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扎根下去,把公用事业服务做好,相信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进入更好的未来。

格隆:谢谢。两位讲到的内容给我的感觉,比金融业内的声音要振奋人心得多,美国对我们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是来自市场一线的企业最真实的声音,那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呢,现在房子还有人买吗?

林成红:

感谢格隆博士。您说我们代表房地产行业,其实我们是非典型房地产企业,或者说我们是区域开发商,我们在核心城市周边做产业新城和产业园的开发和运营。一方面我们确实是在卖房子,因为要给园区做配套住宅,另一方面我们的核心业务是给当地区域和当地政府提供产业招商等产业发展服务。所以对房地产和实体产业都有一定的感悟。

综合来看这两块业务,最大的感触就是趋势性的机会可能真的是接近尾声。一是比如单纯的卖房子,目前传统的住宅开发经历过8万亿、9万亿不断的成长,市场容量不断增大,14万亿可能就是个天花板,目前的机会更多是结构性的机会,比如更多集中于人口和产业不断流入的都市圈的机会;二是做产业新城招商引资的时候,以前各类招商都不错,现在更多的是结构性机会,比如围绕核心都市圈的消费如食品产业机会可能多一些,比如科技创新的产业机会多一些,但传统制造的机会就会有一些减少,这是我们关注到的情况。我们也在采取很多招商引资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变化局面。这是两块的业务感受。

格隆:

我相信大家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经过美国的一番闹腾之后,市场上很多声音说不能继续用房地产激活国民经济了,必须用高科技、必须重视教育。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房地产已经过了最辉煌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如果还需要买房,应该去哪里买?第三个问题,三四线城市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林成红:

您说的几个问题是市场一直很关注的问题,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什么时候到顶。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单纯的房地产换成综合的不动产问题来理解,以前大家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聊的是更多是"高周转模式下的住宅开发",我们认为单纯的高周转住宅开发很难再去追求以前的高增长状态,有市场的原因,比如人口增长率问题、城镇化率问题;也有政策端如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问题,当然还有金融端的问题,单纯的住宅开发房地产很难回到以前的高增长状态,可能会有天花板。

第二,从整个不动产行业来讨论,可以看到趋势性机会确实可能已经没有了,即开发的规模增长没有了,但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一是都市圈的机会,二是各类新的不动产的机会,比如物业、物流、商办等等有没有机会?

第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最近和很多券商分析师聊学习的时候发现的,目前的开发商确实太大了,很难给一个估值,因为它体量太大了,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除了单纯卖房子以外,有的做物业、做酒店、做教育、做物流,甚至做科技、做农业,做什么的都有,之前就有拆分物业的小高潮。这是我们对房地产的一线感受。

另外您说在哪儿买房的事,如果大家关注华夏幸福,可以看一下我们2018年年报中的致股东信,我们认为中国住宅开发的结构性机会集中在人口和产业不断快速流入的区域,也就是我们归纳的核心都市圈,比如北上广深武汉郑州合肥等核心都市圈,2018年有人说是都市圈的元年,我们认为这些地方会有更贴近市场规律的产业发展起来,人口不断流入,这是非常有希望的。

格隆:

再请问一下涌容资产的黄总。我一直记得今年年初,大家都传王兴的一句话,"2018年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极有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我还是想请问黄总,你们是怎样理解中美关系,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黄勇:

其实我们觉得过去两年投资变得比较困难的原因是,市场上特别显而易见的机会变少了。十年前,看腾讯、茅台、亚马逊、苹果的市值,能看到还有很大上涨空间,今天发现这些机会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投资者需要有更强的穿透力才能看得到。

这一两年做投资,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回到几年前,投资者根本不用太关心美国在想什么,中国在想什么,只需要关心被投企业本质的东西,它有没有护城河,有没有现金流,今天我们注意力会被拉到关注宏观的事情上。

2017年结束的时候大家很乐观,2018年结束的时候大家又很悲观,在很短的时间内,政府干预让市场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去走。我作为一个在一线做投资的人来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是不变的东西,什么是变的东西。到今天美国和中国走到这个程度,是显而易见可以预见的,作为一个老大,看到另一个国家越来越强大,一定会采取措施。

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在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商业底层的逻辑在不断发生变化,工业时代主要来自于规模效应,互联网时代主要来自于网络效应,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快的速度,可以在三四年里催生一家公司上市,拼多多、今日头条都是只有几年时间就上市了。这来自于中国政府在修建的非常高效的底层设施,它创建了非常好的增长模式,社会效率也越来越高。

从看到一个机会,到把这个机会落地,可调度的资源是非常多的。今天不缺少机会,缺的是企业家的战略远见,但就算保持现状,整个国家只看消费品、只看互联网的机会,我们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没有那么多悲观的考虑。

格隆:

我是做投资出身的,一直是养成了非常坏的习惯,我会偏向悲观看待一些事情,这样能够为我留下足够的安全边际。起码在座各位听下来都是向好的,尤其吴总提到的数据,对我触动蛮大,中集毫无疑问在物流装备制造领域是全球第一,他们数据应该是相对权威而且是有说服力的。

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各位到底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身份地位与区分,他们能不能同舟,如何同舟,如何在当下这个时点共同创造价值?

吴三强:

中集虽然有中远海和招商局两个大股东,但中集是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众上市公司,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集是混合所有制的典范。

第二,今天但斌总讲的很有道理,企业的运营要穿透所有制,我们身边太多经营好的企业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候各有各的优势,两类企业能否更好地一起工作、一起协同,取决于历史的进程以及行业的规律。有很多民企在竞争行业做得不好,很多国企做得不差,要具体情况具体行业具体分析。

林成红:

华夏幸福其实是一家纯粹的民营企业,但我们做的很多业务确实与政府相关联;我们的核心业务就是接受政府委托与政府签署PPP协议帮助区域做产业新城和提供产业发展服务,政企合作,政企共赢;很多人都问你们怎么帮政府做产业新城开发,怎么帮政府做产业招商?可以说,华夏幸福在中国的产业招商领域中就是第一,我们是在用市场化的方式让这个事情更有效率、更有组织性,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谁能满足客户需求,谁能把产品做得更好?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做得好的就会得到更多的认可。

金波:

我相信在座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做大众公用事业的一定是国企,但我们大众公用是一家标准的民营企业。我们的发展,就说明中国对民营企业的开放程度非常高。

第二,我们同时也是深创投的主要股东,而深创投,众所周知,是由深圳市政府发起的国有风投公司。目前,深创投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每年为我们贡献1个多亿的权益收益,我们的董事长担任深创投的副董事长,我们提出机构必须是混合所有制的要求,在薪酬分配机制和投资经理考核机制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使深创投经营团队有了好的收益,协助深创投在业界乃至全球投资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深创投一共投资了800多家企业,现在上市退出达到150多家。

在如今改革的浪潮当中,民营企业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从企业发展历程中也能有所体会,所以我们认为,民企在未来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黄勇:

过去我们做投资的十几年里,有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榜样就是美国亚马逊,他们在1997年发布文件,说要关注长期,于是做了很长期的规划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后来我发现,中国政府可能是一个放大了的"亚马逊",其实也不是做了很详细的规划,就是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让跑在上面的系统效率变得更高。

如果要评选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组织,我觉得中国政府一定在其列,有着非常长远的眼光。民企和国企能不能同舟共济,这不是个问题,而是一定要同舟共济,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都处于一个共同体。

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优势,投入大规模的资金,只有政府能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用4G、5G网络,但中国铁塔的收入仍然比美国商业化的企业要低,我觉得这是有巨大社会性的事业,考虑到成本问题,民营企业很难去做。

民营企业也有很大的机会,民营企业家本身要思考的事情就是如何和具有巨大资源的国有企业进行差异化竞争,最终,国有企业做国有企业的事情,民营企业做民营企业的事情。

格隆:

我简单总结一下,大家对彼此的观点都比较认可,认为解决问题需要同舟共济,尤其黄总说了一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把中国政府比作一家高效有长远规划的企业,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

简而言之,每家公司对各自的行业都有信心,对政府也有信心,这符合格隆汇的定位"全球视野 下注中国",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最终我们的落脚点还是中国,基于时间有限,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发言,同时也把这句话送给在座所有各位:我们相信经济的韧性,相信民族的韧性,相信政府、相信国家,全球视野,下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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