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从加拿大回上海，经历国内的隔离。今年五月，我从上海去加拿大，又经历了加拿大的隔离。两者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隔离注重不能有漏网之鱼，而加拿大的则更担心防卫过当。
中国原则：宁可错关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我们在上海下机后，立马给穿着防疫服，带着防疫眼镜的工作人员引入各自居住区所在的工作台，登记集中后用专车送至指定隔离的宾馆。接着核酸检测，收取各种消毒物品，进入房间隔离。核酸检测报告出来后，60岁以上的人，家里有隔离条件的，可以居家隔离。然后专车送回家，小区、派出所和街道医院联网，门上装感应锁，开关门要通报，每天街道医院上门量体温。我们从飞机下来，一直至14天隔离结束，完全与外界隔离，即便感染新冠，也不可能传染给别人。上海工作做得很细，很到位，态度也非常和颜悦色，如果有需要，小区也会联系超市，买好日用品送到门口。不过，也有说，一些地方将楼门焊起来，保安吆五喝六的。
我们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下机，直接排队进行核算检测，然后各自走到机场出口，才有只戴口罩的检疫人员等在那里。我儿子来接我们了，他径直走过来说，把行李放到他车上，送我们去自己在网上预约的隔离宾馆。我以为只能坐检疫的专车，那检疫人员说，没问题啊，只是一定要住在隔离宾馆。于是我儿子带我们去宾馆，办好入住处理好事务，他回家，我们在宾馆等核算报告。第二天报告出来，我们回家隔离14天。虽然理论上说，居家隔离也要与家人隔离，但这不具有可操作性，尽管我们的住处很大，但吃饭等还是隔离不开。隔离期间，我们完全不出门，儿子还是要出去购买食品，他不受任何限制。检疫部门有一次到家门口询问登记，还打过一个电话，第8天在视频指导下，做了次核算检测，然后寄给检疫部门。可见，加拿大的隔离比较中国有太大的风险敞口，所幸中国过来的基本都健康安全。
据此很能理解，中国的疫情发生，不管在哪里，只要2周，基本平息。而加拿大的疫情，1年多了还没有消停（最近有稳定下降）。中国的隔离没有漏洞，他们的隔离基本吞舟是漏。张文宏有言，疫情控制要靠科学（打疫苗），中国的操作主要是行政手段。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行政手段未必不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方式，且不论中国今天只有星散疫情的成就，就逻辑推论，如果全世界都像中国这么做，2周隔离让疫情消停，再2周让病毒找不到宿主而死亡，则有1个月天下太平，何必一定要打成本代价很大，风险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的疫苗。但是，世界不会抄中国的成功经验之作业，因为他们的文化是“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则是“死了自由还有什么用”，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像我们这样严格的隔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强势大政府的高度警惕，如果为了抗疫成功而授予政府过大的权力，一旦政府用来作恶付出的代价则远远大于抗疫的成果，所以他们宁可承受抗疫的低效率。加拿大安省的警察居然以违宪的名义，拒绝政府的授权，不去拦截车辆，检查车主可能的违反居家令。
有个二战期间的美国故事说，侦探花了很大的力气抓住了一个间谍，但是他没有逮捕证和搜查证，所以只能将这个间谍拷在床上，然后去补开这两个证件，可等他开出这两个证件，这个间谍跑了，10年后才抓捕归案。文革期间我们将它当作笑话来说，老美的司法效率太低，哪些我们群众专政那样法力无边，立竿见影。可是，投鼠不忌器，抓住坏人难免将好人也填进去，甚至良莠不分，只抓好人，不抓坏人。确实控制了权力，也降低了司法效率，但是它可以避免反右，饥荒和文革的发生。如果只能在疫情失控与公权失控之间选择，也许大多数人不会选择公权失控，这不能不是西方无法抄中国成功作业的主要原因。
图片
西方原则：宁可错放不可误伤
确实，加拿大公众对于政府权力过大的警惕很是深刻，但是，这并不妨碍操作层面的完善，如果能消除隔离环节的风险敞口，则不仅有利于加拿大，世界也将为之幸甚。
文：胡海鸥 教授
本文由胡海鸥教授授权FX168发布，如您对胡教授的文章感兴趣，请扫描以上二维码关注。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