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年多交鋒，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已經顯露無疑，那就是以加征關稅為籌碼，要求中國購買美國產品、減少美國貿易逆差，推動中國進行市場機制改革，為美國海外企業提供良好經營環境。至於中國政治體制、人權狀況和意識形態，都不在其關注範圍之內。
不過，美國政治體制決定了，特朗普政府只能代表官方立場，而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整體態度，更不能代表在野黨的對華態度。相反，美國社會以及在野黨的言論，倒是往往會對官方政策形成一定制約。
本期專欄擬從民眾、企業、學界和政黨角度，分別闡釋美國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希望更加立體、全面地認知美國。
普通民眾
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這半年沒有新的調查數據，只有去年8月底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可供參考。該報告顯示，貿易戰開啟後，美國民眾對中國持好感的比例較前年略有下降，從44%減少為38%。其中，30歲以下的年輕人持好感的比例相對較高，年紀越大的美國人，對中國持好感的比例越低。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的美國民眾為47%，與前年相同。
2018年皮尤美國民眾對華態度調查報告，來源：PRC
分項來說，62%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持有巨額美國國債，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27%的人認為比較嚴峻；58%的美國人認為來自中國的網絡襲擊問題非常嚴峻，29%認為比較嚴峻；大約5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對全球環境的影響、美國工作崗位流向中國、美中貿易逆差以及中國人權問題非常嚴峻，34%-30%的人認為比較嚴峻。
將以上數據與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對照，可知兩者高度重合。除了較少關注中國人權外，特朗普政府幾乎呼應了上述美國人擔心的所有問題。這意味着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並非無源之水，而是擁有深厚的民眾根基。
長時段來看，美國民眾對中國持好感的比例，從2012年起開始減少，下降至40%以下，只有2017年是個例外。也是從2012年，美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比例，一躍升至40%以上，2014年和2016年都達到了55%，開創最近13年來最高紀錄。
將2018年數據放在2012-2018年期間中衡量，可知38%的好感比例位居第三，僅比2012年和2017年稍低；47%的負面看法比例位居倒數第二，僅比2012年稍高。
據此可以推論，美國民眾對中國抱有好感的人數，在最近六年中算是偏高的，而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數，在最近六年中算是偏低的。也就是說，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並沒有隨着貿易戰而出現惡化。
2018年皮尤美國民眾對華態度調查報告，來源：PRC
大小企業
企業是由民眾組成的，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都能在美國企業身上看到影子。他們對中國崛起帶來的衝擊同樣深有感觸，也希望美國能夠抑制中國，繼續保持自身強大。但是，各企業與中國市場的利益關聯程度不同，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對特朗普貿易戰的支持力度，也就千差萬別。
美國傳統行業如鋼鐵、鋁、煤炭、洗衣機、太陽能面板等，過去幾十年來深受中國制造業衝擊，或面臨着中國產品激烈競爭，因而對特朗普加征關稅積極支持。汽車產業的情況稍微複雜，工人覺得進口越少越好，是特朗普關稅大棒的忠實擁躉；制造商則不願看到成本上升，大多反對加征關稅。
美國農業和高科技產業是兩個時代的產物，一個代表了過去，一個代表了將來，但是兩者都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思考問題的出發點相近。2018年前，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第一出口大國，半導體則是從中國市場獲利最多的行業。在“中國營收占公司年收入比重”排行榜上，除了百盛和永利，前十名美國企業都集中在半導體領域。這種利益關聯決定了農場主和半導體企業，在貿易戰中不可避免地淪為“炮灰”，因而怨氣滿腹。
以沃爾瑪、百思買（Best Buy）、柯爾百貨、傑西潘尼、家得寶（Homes Depot）為代表的美國零售巨頭，需要從中國集中采集貨物，同樣要承受貿易戰造成的成本增加。6月中旬，多家美國零售商聯名致信特朗普，要求停止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
總之，連接中國市場的美國農場和各個產業巨頭，都不希望通過貿易戰解決問題，中小企業、工人、農民以及普通民眾，則多支持特朗普的強硬政策。6月21日向白宮遞交公開信，盛讚特朗普努力解決美中貿易失衡的“繁榮美國聯盟”（CPA），就是後者的一個典型代表。該組織聲稱自己代表着410萬個美國家庭的利益。
專家學者
7月3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傅泰林、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史文、前美國務院代理助卿董雲裳和前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聯合起草了一份致總統和議員的公開信，征得百人署名後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
《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來源：華盛頓郵報
這份由學界和外交界人士發表的公開信，闡釋了一種不同於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觀念。該公開信認為，中國近年的內政和外交變化，確實對美國構成了嚴峻挑戰，美國必須進行堅決和有效的應對。但是，中國沒有對美國的生死存亡構成威脅，不是一個經濟敵人，而且中國也不是鐵板一塊，很多官員和精英願意采取克制、務實和真誠合作的態度。
在此基礎上，傅泰林等人強調打擊和孤立中國，並且向盟國施壓，既不能有效阻止中國繼續崛起，又會破壞美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並損壞所有國家的經濟利益。最明智的選擇是與加強盟國合作，創造一個支持其經濟和安全目標的持久聯盟，開拓一個更加開放與繁榮的世界，並允許、鼓勵中國參與新的或修正後的全球機制。
顯然，與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相比，美國學界和外交界對中國的認識相對樂觀，並不認為雙方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他們依然希望美國延續奧巴馬時期的戰略，通過團結同盟、和平競爭，而非貿易戰和行業打壓，維護美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
民主黨人
隨着2020年大選黨內初選拉開帷幕，美國民主黨人的最新對華立場初露端倪。縱觀這些黨內參選人的演講，可知其既有不能接受美中貿易現狀的共識，又有各自不同的對華立場。
以桑德斯、沃倫為代表的強硬派，在國內議題上完全不同於特朗普，但是在對華貿易戰上高度一致。兩者都認為，應該充分利用加征關稅、更新貿易協定等手段，維護美國工人利益。可以想見，如果桑德斯或沃倫競選成功，美國內政可能會有所調整，但是對中國施加的壓力，不會明顯減少。
前副總統拜登、來自農業州的克洛布徹、來自高科技州的哈里斯等，則秉承民主黨傳統理念，反對動用關稅解決問題，而是主張與盟國進行合作，迫使中國改變“不公平貿易”。他們的主張，似乎比較接近奧巴馬政府醞釀TPP協定時的思路。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來源：維基
唯一的華裔參選人楊安澤、年輕的布蒂吉格等，還沒有明確其對華政策。前者只是強調美國不要疏離盟國，不要過度參與海外爭端；如果他當上總統，擁有與中國打交道的先天優勢。後者不讚同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也強調必須改變“不公平貿易”，但是反對毫無計劃的關稅戰。至於具體怎麼做，楊安澤和布蒂吉格都語焉不詳。
從以上分析來看，美國社會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確實在上升，多數人都認為中國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傷害。受這種負面看法的推動，各個總統參選人制定的競選綱領，都不得不拋出“中國威脅論”，顯示自己在貿易逆差、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崗位流失等問題上的強硬姿態。他們的區別，主要在於如何應對，即像特朗普那樣直來直去，還是像奧巴馬那樣迂回限制。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社會並沒有完全對中國失去信心。畢竟還有接近40%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抱有好感，還有很多專家學者認識到中國擁有克制、務實、合作的一面，不少總統候選人也主張以和平競爭方式，而不是以直接壓制的方式進行對抗。
目前階段，美國對華外交完全取決於特朗普，而特朗普相信的，又是以萊特希澤、庫德洛、博爾頓、納瓦羅等人為代表的鷹派智囊，上述溫和派聲音很難進入決策圈。只要特朗普在台上，中美之間的碰撞就少不了。但是，長遠地看，美國選舉政治決定了，溫和派仍有發揮效用的餘地，畢竟特朗普連選連任還不是板上釘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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