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类的互动都以竞争与合作的结合为特征，这延伸到国际贸易和货币政策。哪种方法更好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其他参与者的行为。
贸易需要的是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和政府间的合作。同时在贸易中，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效应”：资源的分配方式使得任何重新分配在一个行为者受益的同时，都会损害至少另一方的利益。
直到最近，国际关系专家对博弈论的兴趣还不大；有些人甚至“害怕”听到这个词。今天，许多人对政治行为者的行为和决策的战略分析有了更好的了解。这种分析对经济政策制定的相关性同样显而易见：世界舞台上的每个参与者都不是独立行动，而是考虑其他参与者对自己行动的可能反应。
所有的人类互动都是竞争与合作的结合。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竞争通过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新和超越来促进人类福利。合作是通过利用不同行动者的优势，推动朝着共同目标取得进展。哪种方法更好取决于具体情况，包括其他参与者在做什么。
已故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John Nash)为分析理性主体之间的合作与非合作互动，奠定了数学基础。当参与者众多，且没有人垄断权力时，许多参与者的竞争行为可以导致最优性能。例如，在贸易中，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效应”：资源的分配方式使得任何重新分配在一个行为者受益的同时，都会损害至少另一方的利益。
当各国政府为了给本国企业带来优势而介入市场时，竞争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时所做的，中国也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作为报复。这种竞争非但不会增进人类福祉，反而可能对两国经济乃至世界其它地区造成严重损害。
类似情况以前发生过。1930年颁布的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旨在保护美国农民和其他行业，它不仅阻碍了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造成了失衡；这也刺激了报复性措施，最终加剧了大萧条。
所以说到贸易，我们需要的是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合作。《世界贸易组织宪章》规定，关税必须受到管制，以便使贸易保持广泛的利益。在这个框架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只有在纠正了中国贸易政策造成的扭曲——尤其是未能充分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
在一个汇率灵活的世界里，不合作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发挥着有益的作用。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这种制度在全球普遍存在。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扩张，通过使其货币贬值，往往会增加本国的就业，同时削弱与之进行贸易的国家的就业。
与贸易关税一样，这可以刺激更多的国家寻求货币扩张，以压低本币汇率，提高贸易竞争力。爱沙尼亚经济学家拉格纳尔?努尔克斯(Ragnar Nurkse)指出，上世纪30年代，在金本位被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这种竞争性贬值是“以邻为壑”，让发起者和整个世界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然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证明，只有在“抛弃金本位制、放弃通缩货币政策、允许(本国)货币贬值”之后，各国才能从大萧条中复苏。他们表示，各国为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而制定的非合作货币政策，为世界带来了理想的结果。毕竟，在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总是能够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以抵消甚至完全抵消其扩张立场带来的任何负面影响。
虽然我曾经认为，在固定汇率下，为了更好的表现，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但现在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在灵活的汇率制度下，国际货币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
鉴于此，在货币政策博弈中，自由放任政策应该占主导。正因为如此，特朗普政府对日本货币扩张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很明显，日本货币扩张的目的不是让贸易伙伴陷入贫困，而是在通胀非常低的情况下促进国内宏观经济稳定。
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很难达成。我们只能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博弈论为评估各种可能性，和选择最有希望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来源：微信公众号路闻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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