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016年11月日本东京发生的中国留学生江歌被闺蜜的前男友陈世峰残忍杀害事件，我想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由于杀害手段的残忍、江歌母亲网上征集200万以上的签名以及闺蜜刘鑫对江歌母亲的冷漠，最终把一件杀人案演变成对江歌母亲的同情，和对刘鑫道德上的口诛笔伐。有关此案件各大媒体已经有各种深层次的报道，笔者既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在道德伦理方面没有深度的造诣，所以就没有必要对此案发表个人意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从江歌案判决结果中分析一下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
和国内铺天盖地的报道相比，日本媒体对此案报道几乎可以用漠不关心来形容，只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了简短的报道，这也是情理之中之事。首先，江歌案的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外国人，和日本人无关可能是最主要原因；再则，恋爱婚姻引起的刑事案件在日本也是司空见惯，就像中国不会对日本相扑界丑闻进行大篇幅报道一样。
事件发生一年后，2017年11月11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江歌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陈世峰20年监禁。判决一出中国媒体再次沸腾，理由很简单，为什么对陈世峰的惩罚会这么轻，杀人只判20年。杀人偿命在中国理所应当，更何况陈世峰手段极其残忍，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但是据日本媒体报道，20年的刑期是对此类案件的最高量刑，而且日本检方的建议量刑也是20年。一般的情况下，日本法院的判决都会在检方量刑上打一个折扣，这次做出最高量刑也是因为考虑了中国舆论的压力。日本也有死刑，但从量刑惯例来看，1人死亡的话几乎无死刑，2人要看情节，3人死亡才是确切死刑的起点。像陈世峰这样无预谋杀人，在日本判10年也是有可能的。
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日本的量刑会这么轻？或者说得更专业些，日本是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于日本，在中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之事，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中国靠“严罚”维持着秩序。日本是一个极度安全的国家，不管是犯罪率还是一般民众的素质都比中国平均水平要好，只要来过日本都应该知道这些，那么日本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日本是用一个“声誉体系”来维持社会秩序，“声誉体系”日语叫“評判体系”英语叫“Reputation Mechanism”。什么是“声誉体系”，简单地说，为了维持自己的名声而自觉地不去做坏事。
在农业社会，“声誉体系”是一个普遍且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而进入工业革命后，随着人口的流动“声誉体系”一般很难维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法律体系代替了“声誉体系”。这种改变的理由是维持“声誉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经济学称之为“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简单地说，所有的人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所有的信息，这种前提条件在人口流动性很大的现代是很难实现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声誉体系”的踪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家庭关系，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对自己的父母或子女唯利是图。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本能，是血缘或遗传所决定的。你会和你的同事勾心斗角唯利是图，但你一般不会欺骗你的朋友，原因你会说是不想失去那份友情。其实很简单，你和你朋友都相互了解，你的欺骗会得到暂时的好处而失去信任，同时你也知道你的欺骗会伤害你自己的信誉，如果从欺骗中所得到的利益小于失去的友情和信誉，或者你是这样感觉的，你就自然而然地变得“忠诚”，这就是“声誉体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流动比较缓慢，特别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总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长期关系”都是此“声誉体系”的具体体现，而且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日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也是这种“声誉体系”的演化加强版。在日本，公司的职员一般不会轻易地辞去现有的工作，一旦辞去工作，理由不管如何就会被扣上“有问题”员工的烙印。企业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大公司，很少录用从其他公司辞退的员工；而一旦从大公司辞职，员工只能到中小企业就职，薪酬会因此大跌，最多可能会下降一半以上。企业在尽到终身雇佣员工的义务的同时，员工也失去了主动辞职的选择，这对于增强企业和员工间的长期且互信关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声誉体系”保证了日本社会的安定，也孕育了企业和员工间的互信关系，但“声誉体系”也同样隐藏着诸多不利因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4国中，日本的自杀率是仅次于韩国排名第二，而且常年居高不下，究其原因正是“声誉体系”造成的恶果。由于员工无法轻易地离职，职场内诸如人际关系的纠葛只能靠死扛来坚持，这对员工的精神压力我想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IT革命后日本的大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建树，也几乎没有诞生新兴的高技术大企业，这和优秀人才从毕业开始就被大公司终身锁定而无法创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声誉体系”不但影响着日本的企业文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观察到其深深的痕迹。如果说日本人遵守规则是他们的美德，但是如果不遵守的话，会带来怎样的恶果是我们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这种无形的压力维持者日本的社会秩序，强迫地提高着普通日本人的素质。
当一个日本人犯罪并被判刑以后，他受到的惩罚不光是在监狱里的年数，出狱后同样会受到社会的惩罚，而且他的家人也同样会被歧视，这种社会惩罚有时会远远超过法律的判决。日本人经常用“性善说”来解释日本法律对罪犯的从轻判决，但是从轻发落得以成立的背后是建立在“声誉体系”上的社会惩罚体制，或者说是社会的“第二司法”。当我们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江歌案的判决时，一般很少会去了解其背后中日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不光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连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都逃脱不了这种差异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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