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周四(8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关于中国的叙述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变化，从势不可挡的巨人变成了可怜、无助的巨人。这是怎么发生的?
克鲁格曼的感觉是，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过于强调近期的事件和政策。但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
让我们从长期的角度开始。
公平地说，这一增长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一开始技术落后，可以通过采用国外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迅速提高生产率。但中国的融合速度是惊人的。
然而，自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似乎失去了很多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的增速仅为10年前的一半。你应该对这样的估计持怀疑态度，但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
此外，中国的人口结构也不再能够支撑高速增长:其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
许多分析师将中国失去活力归因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于2012年上台，并且一直比前任更加敌视私营企业。这对克鲁格曼来说似乎太过肤浅。克鲁格曼称，习近平对国家控制和专断性的关注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但中国的增长放缓甚至早于习近平上台。
总的来说，没有人能够很好地解释长期增长率。麻省理工学院的伟大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说过，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慢的尝试最终总是以“一场业余社会学的热潮”告终。中国不能像2008年以前那样继续增长，可能有深层次的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显然无法维持类似于过去的高增长率。
然而，较慢的增长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危机。克鲁格曼指出，即使是经常被视为终极警示故事的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放缓以来，也表现得相当不错。为什么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如此不妙？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正受到节俭悖论的困扰，即如果消费者试图储蓄过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企业不愿意借钱并投资，而消费者试图储蓄，结果就是经济下滑。这样的下滑很可能会减少企业愿意投资的金额，因此试图增加储蓄实际上会减少投资。
而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克鲁格曼不确定对原因是否有共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低出生率——所以人们觉得他们不能依靠他们的孩子来支持他们退休——以及不充分的社会保障网络，所以他们也觉得他们不能依靠公众的支持。
只要经济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企业就会找到有用的方式来投资所有这些储蓄。但这种增长现在已成为过去。
结果是，中国有大量的储蓄，但没有好的去处。中国的政策故事已经成为越来越不断的努力掩盖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通过巨额贸易顺差维持需求，但这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然后，中国将过剩储蓄投入到了一个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中，但这个泡沫现在正在破裂。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提振消费支出。让国有企业与工人分享更多的利润。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政府可以给予人们钱——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发放支票。
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一些报告表明，中国之所以不采取显而易见的做法，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据克鲁格曼所知，中国的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怀有一种奇怪的敌意（仅仅给予人们更多的消费能力会稀释党的控制）；有不切实际的抱负（中国应该投资于未来，而不是现在享受生活）；以及一种反对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清教主义反感情绪，习近平谴责可能会削弱工作道德的“福利主义”。
结果是政策瘫痪，中国在半心半意地推动着过去曾使用的投资导向刺激政策。
我们应该放弃中国吗？当然不是。中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具有庞大的能力来整顿自己的行为。迟早它可能会克服正在破坏其政策回应的偏见。
但未来几年可能会相当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