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你上次接听来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什么时候？
如果你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可能已经几个月没有冒险接听陌生来电了。电话和垃圾邮件的日益普遍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太频繁的头痛，还是扭曲我们理解和对待美国经济的方式。
经济学有各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的哪些部分是获胜者，哪些是输家。其中一些工具是所谓的“硬数据”，即详细的数据集，实际测量诸如企业产出和家庭支出等事物。然后还有“软数据”，即调查和民意测验，帮助我们了解美国人的生活体验——他们对经济的感受，他们预期财务状况的变化以及他们认为国家走向何方。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在许多方面都很奇怪，但有一个特别难以解释的分歧应该令每个人都担忧。硬数据显示了一个强劲复苏的故事：一线工作者和低收入家庭一直在享受着一个推动GDP增长的超级就业市场。但基于调查的软数据却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家庭报告了庞大的经济悲观情绪，这与极高的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和一般经济灾难的时期更一致。
对于这种分歧已经有了许多解释，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得到的软数据的质量正在恶化。越来越少的人回答关于经济的调查问题，而那些回答的人更有可能淡化我们复苏的积极方面。通过低估某些群体的经验——特别是低收入或一线工作者——决策者可能会从后疫情经济中得到错误的教训。如果人们不将其视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衰退反弹，这种扭曲的观点可能会促使领导人回到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代的不良习惯，当时通货膨胀的担忧和淡化的经济衰退反应帮助推动了收入不平等，使人们失业时间更长，甚至增加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的死亡率。
回到小心翼翼的后经济衰退政策的不良时代不仅会让人们变得更穷，减缓我们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将是严重失败，没有倾听工作中美国人的声音和经验。为了避免这种命运，我们必须认真努力改变我们衡量和谈论美国经济的方式。
大分歧
如果你问美国人经济情况如何，一般的情绪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糟糕。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2年6月创下历史新低，尽管最近有所反弹，但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类似地，美国会议委员会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尚未达到大衰退后的最低水平，但远低于2017-19年的平均水平。询问美国人对经济走向的调查也是令人沮丧的，根据RealClearPolitics的民意测验平均值，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比例在2022年7月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17.4%。尽管这一比例已经回升到约23%，但从历史上看仍然很弱。
（图源：商业内幕）
相比之下，大多数硬数据异常强劲。实际GDP增长率从2020年到2024年年均增长3%，高于2010年到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2.4%；实际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3.8%，而COVID疫情前为2.4%；就业市场强劲，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软数据和硬数据之间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经济帮助提升了谁的境况。劳工统计局的平均小时工资指标，可以根据通货膨胀变化进行调整，细分了生产和非管理工人的工资——换句话说，即不管理其他工人的员工。结果令人瞩目：非管理工人在疫情期间看到他们的工资激增，从2020年2月到2020年4月的高峰期间跃升了6%。通货膨胀侵蚀了其中一部分收益，但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现在非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比2019年年底时多出3.4%。不考虑通货膨胀，他们的平均时薪增加了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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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人员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虽然他们在疫情严重期间也看到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激增，但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平均小时工资连续下降了25个月——从2021年1月到2023年1月——与2019年年底相比，现在下降了超过7%。需要明确的是，管理人员的平均时薪仍比一线工人高出83%，但在考虑通货膨胀后的相对收入变化非常显著。虽然一线员工的工资涨幅与通货膨胀相当甚至更高，但管理人员却受到了重创。
其他数据来源也支持这一模式。人口普查局最近的实际收入中位数估计显示，几乎每个收入阶层的收入在2022年都出现了下降，除了收入分布最低的10%的工人。这一群体的实际收入以历史性速度增长，而最富裕的家庭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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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这会影响到调查问美国人对经济的感受呢？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应该可以抵消那些收入下降的人的悲观情绪。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一个解释可能来自于调查所触及的人群。
政府机构和私人调查机构都越来越难以说服美国人回答他们的问题。过去几年，劳工统计局每月调查的回应率稳步下降，从十年前的约70%下降到2023年的约50%。美国人不愿回答调查的原因有很多：对电话推销员的警惕性增加，对自己的意见不感兴趣，或者社会信任下降等各种原因。无论原因是什么，不回答调查的人数增加使得经济学家更难理解人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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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不回答调查的人有共同点，那么就会影响到看似有用的调查结果。例如，如果你试图挑选美国最喜欢的NFL球队，但只有礼貌的中西部人在你打电话时接听，那么你可能会认为美国人只支持明尼苏达维京人队、格林贝包装工队或芝加哥熊队。实际上，非响应偏差已经扭曲了数据。
劳工统计局和经济分析局一直小心翼翼地表示，低回应率并没有使他们的数据无法使用，但需要大量调整和政府专用数据来使结果有帮助。如果这种数字分析对于大型、资金充足的统计机构来说是一项挑战，那么对于只对几百户人家进行调查的私人调查机构来说，任务就更加艰巨了。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报告称，其电话调查的回应率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三分之一以上下降到2010年代末的不到10%。其他调查机构也报告了类似的下降。
即使进行了调整，调查仍有可能错过某些人群。为了尝试确定最有可能被错过的人群，人口普查局使用了2021年的行政（非调查）数据来估算未回应其大规模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经济补充调查的家庭的特征。年度社会经济补充调查数据使用非常庞大的样本来提供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最佳洞察，参与的家庭超过75000户。不回答问题的人群偏向低收入，2020年和2021年，平均回答者的收入比不回答问题的人低约5000美元。我们无法确定其他类型的非响应偏差可能存在什么问题，但我们确切知道，即使是非常大型、全面的样本也低估了低收入人群。
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政府机构可以适应这种偏差，因为他们的规模很大——2022财年人口普查的年度预算接近14亿美元。但为电话调查付费的小型机构没有工具或资源来对他们的样本进行类似的调整。这意味着，即使私人消费者信心数据试图考虑收入和其他因素，它仍然可能错过了许多人看到的经济最大的好处。
盲目行动
尽管足球迷的例子是一种幽默的尝试，但某些经济观点的系统低估对我们如何谈论和处理经济产生了现实世界的影响。首先，过去几年中，经济的负面、管理阶层的观点在大多数流行讨论中占主导地位。通过使用一种可以扫描一系列新闻来源的跟踪器来查找特定关键词和主题，我们可以看到与COVID前的情况相比，与通货膨胀相关的报道在2022年初达到了四倍的增长。同样，对经济衰退前景的关注激增，甚至超过了2020年经济实际处于衰退期间的情况。相比之下，对高工资的提及仅在COVID前的基线上略有增加。换句话说，低收入工人取得的巨大进步在经济讨论中几乎没有引起轰动，而高收入的管理人员在通货膨胀方面的困境却占据了中心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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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薪阶层已经在政策制定桌上拥有平等的席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美联储官员阅读评论专栏，国会工作人员浏览社交媒体。将信息饮食偏向于高收入者的困境只会进一步优先考虑他们偏好的结果：对抗通货膨胀排在第一位，让人们重新就业排在第二位。
如果这种财富偏倚的观点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对事态如何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图景——通过减少通货膨胀，从定义上来说是要减少人们的购买力并提高失业率。这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刺激较少，利率较高，并愿意让复苏拖延下去。回到我们处理经济衰退的旧方式也会加剧不平等：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避免失业，随着股市复苏，他们的财富继续增长，而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面临更高的失业率，因为总需求较低，劳动力谈判力较弱导致实际工资增长较弱。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损害工薪阶层的物质条件，但也将政治权力集中在其他人手中。
在COVID后的经济中，已经明确了赢家和输家。但我们如何衡量经济并倾听美国人的声音已经让声音更大、更富裕的人塑造了领导人对经济应对的看法。如果我们希望制定有利于工薪阶层的政策，在"软数据"和"硬数据"中低估他们的经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