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英媒《金融时报》报道称，廉价、偏远而美丽的城市大理吸引了成千上万逃离社会压力的中国人。
（图源：金融时报）
与许多同辈的中国人不同，朱香娟（音译）不喜欢正规教育。
这位 40 多岁的母亲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大理市把孩子送到家庭教育小组，让孩子们通过阅读儒家典籍“自然”地学习。
“年幼的孩子会跟随年长的孩子，年长的孩子会跟随他们的父母，这是自然而然的，”她微笑着说道。
朱香娟的观点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有些激进，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家长们竞相送孩子进入最负盛名的大学——但这种情况在大理并不罕见。
这座湖滨城市以其历史悠久的白族庭院住宅和喜马拉雅东部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都市社会压力的另类“知识分子”。
中国今年的疫情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日益严峻的政治气氛，加速了这一趋势。
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国能够攀登技术阶梯，以便能够与美国竞争。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表示，这里几乎没有空间容纳对未来的另类愿景或抗议，这使得像大理这样的避难所对于那些压力大、厌倦或只是有不同想法的人来说很重要。
“（在大理）你可以有很多朋友，而且很容易遇到具有包容性和开放心态的人，”来自中国南方科技中心深圳的企业家高先生说，他今年开始来到大理。他说，更广泛的社会是“宽容和理解”，允许“你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理想状态”。
咖啡馆文化和另类生活方式
高先生喜欢在六元咖啡馆会见客人，那里一杯像样的咖啡售价6元人民币（0.84 美元）——大约是中国大城市价格的五分之一。顾客们在留言簿上潦草地写下诗歌，其中一些是关于存在主义的焦虑。“成长就等于生病，”其中一位写道。
沐浴在店内阳光明媚的庭院里——亚热带大理海拔2000米，以其宜人的气候而闻名——高先生解释说，几十年来，梦想家和辍学生一直来到这里，但在疫情期间，数字游牧者蜂拥而至，这种人数达到了临界点。他估计，大理州人口360万，目前约有10万“另类思想”人士。
其中包括那些“躺平”的人，通常是年轻人，他们拒绝长时间工作、购买高价房屋和结婚生子的社会压力。他们往往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中产阶级，可以在父母或祖父母的资助下在大理度过长达一年的无所事事的时光。
“对于我们90后来说，当他们走出大学时，我们的经济已经从高速转向低速增长，”高先生说。“他们看不到拥有自己的房子、安定下来、心满意足地生活的可能性，这让他们失去了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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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说，当他们来到大理时，“最初是‘平躺’——一种被动的姿势”。“但这些都是年轻人——天生充满活力、热情和抱负，”他补充道。一旦父母的钱用完，那些想留下来的人就会寻找低调的工作，比如在大理古城向游客出售小饰品。
此时，他们就变成了高先生所说的“旅居”，意思是仍在探索但正在迈向更充实状态的人。他说，这个群体还包括四十多岁的“老年人”，他们是为了逃避城市的“残酷竞争”，但拥有更多的金钱和生活经验。
“所以，大理的新人主要就是这两类“唐平和绿菊”。他们的首要需求是经济稳定，不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赚钱是首要目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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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还传达了另一个信息——对于大理来说，这是和平的信息。在东西方竞争的时代，中国仍然可以追求自己的未来，而不会陷入与美国的对抗。“我处于中间阵营，”他说。“既不是绝对亲西方，也不是绝对反西方。”
创意叛逆
几公里外，在该地区的古都大理古城，游客们品尝着含有多种云南野生蘑菇的火锅，年轻人在一家商店外的牌子上贴了便条。
一张纸条写道：“我一直在努力赚钱，但经过三年的疫情，我终于明白，我不喜欢名利和城市的水泥盒子和玻璃壳。”
晚上，年轻人在老大理的人民路两旁，出售用森林里的种子制成的珠宝，或者几乎任何他们能找到的东西。
一位在布上推销时尚袜子的女士表示，她以前在西部大城市重庆当过护士，但不喜欢长时间工作。现在，她在人民路每天的收入在50至100元之间，“由于大理的生活成本较低，这对我来说通常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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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低廉的物价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小宝（音译）是上海的一名自由市场研究员，她定期访问大理，在那里练习接触即兴表演，这是一种舞蹈形式。
她租的木屋每月费用约为1800元，与上海相比非常便宜。“大理在中国很特别，”她说。“在这里过上更可持续的生活是可能的。”
还有一些人来到大理寻找新的想法。高先生的朋友杨凯（音译）来自中国名酒产地茅台镇。他的家人也是酿酒师，但杨说他不想开自己的酿酒厂。“我想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事情。”
压力下的避风港
但随着中国大众旅游的涌入，田园诗般的大理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在洱海边，度蜜月的新人们在火烈鸟粉色的宝马敞篷车里自拍，而带有纯白色大堂的精品酒店则排列在湖畔。人口涌入推高了成本，大理古城的一位街头小贩表示，她有时买不起水果。
中国无所不在的警察也在注视着。据路透社报道，上个月举行的数字游牧者会议以及与艺术和技术相关的研讨会突然取消，消息人士称此举是由于政府突然撤回支持。
中国领导层不喜欢“平躺”的概念，而是敦促年轻人“吃苦”或拥抱困难。
但一些人警告说，中国年轻人的不满情绪有沸腾的危险。北京的一位政府顾问表示：“如今的年轻人感到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因为他们在社会阶梯上的提升遇到了困难。” “我们应该给年轻人一个表达愤怒的渠道。这可以防止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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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说，政府的重点是“民族复兴”——恢复中国在殖民前的世界地位——并且不认为现在是“喘口气”的合适时机。
然而，他说，像大理这样的中心的出现，人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找到另一条路，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释放，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留在大城市可能会导致很多不满和抱怨。”
他说，政府不必担心，因为大理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它会在一个角落存在和发展”——对于古怪的书店老板、退休的科技企业家和压力很大的护士来说，这是一个多元化的避风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