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中国的能源困境

沈联涛在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无法独自降低全球能源价格，但可以在国内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在多年维持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之后，现在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扩张了。

乌克兰和加沙战争表明，能源市场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发展的影响。同时，能源也是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驱动力，剑桥大学的海伦·汤普森（Helen Thompson）经常强调这一点。中美之间的竞争也不例外。

能源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期间凸显出来。西方国家利用风力、煤炭和蒸汽动力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在国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对遥远的土地进行殖民并侵占资源。

正是对能源的控制，使西方得以巩固其在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

从那时起，地缘政治竞争实质上就变成了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争夺。对德国和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原因，就是要分别确保东南欧和东南亚的重要石油资源。从两次海湾战争到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战争，许多其他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能源战争。

能源一直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支柱。19 世纪石油资源的发现推动了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崛起。1973 年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当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同意石油以美元定价和交易--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又一利好。始于2010年的页岩热潮巩固了美国的能源霸主地位。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的 "特权 "甚至比其他储备货币国家还要大。美国不仅可以偿还外债，还可以用自己的货币支付所有进口产品，包括石油（尽管美国自己也有很多石油）。

其他发行储备货币的经济体，如中国、欧元区和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做，但它们仍然必须在石油美元体系内运作，而且它们仍然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

相比之下，中国的崛起带来了能源困境。尽管煤炭储量巨大，但中国在能源方面一直处于弱势。1950 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这一弱点显露无遗。在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过程中，中国设法绕过了这一弱点：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一直通过进口来满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

但是，气候变化加上近期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2006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多年来，中国逐渐改变了能源结构，先是减少污染，最近又推进了净零排放目标。2016 年，中国的天然气消费开始起飞，2021 年，中国的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同比增长 15%，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这不仅是为了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也是为了通过减少对外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来提高能源安全。

化石燃料进口来源多样化的努力，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对提高能源安全的承诺，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使这一承诺变得更加迫切。

现在，能源价格的上涨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与印度和全球南部的其他经济体一样，受益于俄罗斯能源供应的大幅折扣。但全球能源价格一直在攀升。

从去年 5 月到 9 月，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从 67.6 美元上涨到 90.8 美元。

尽管油价随后略有回落，但英国石油公司最新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论》预测，今年能源价格很可能继续上涨。事实上，从 12 月 12 日到 1 月 12 日，天然气期货价格指数从 2.1 飙升至 2.7，部分原因是加沙战争的升级。

过去两年来，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从 110 降到 97，消费者价格指数从 101.5 降到 99.7，中国正在努力应对通货紧缩。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和中国的通货紧缩相结合，很可能会损害企业利润，削弱投资，还可能刺激中国的贸易伙伴加倍推行保护主义政策。

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的电池电动汽车发起了反补贴调查，为可能对中国的电池电动汽车征收 "反补贴 "关税创造了条件。

人民币贬值可能给保护主义火上浇油，并已导致资本外流上升。过去一年，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7贬值至7.17，845亿美元（净值）资金流出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44%。

与此同时，GDP 增长继续放缓。由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也在努力实现强劲增长，恶性循环的风险正在上升，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导致全球需求下降），将加剧中国自身的经济放缓，并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增长。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加剧全球通胀，世界许多地区可能随之进入滞胀期。

中国无法单枪匹马地降低全球能源价格，但可以在国内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指日可待。

在多年维持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后，现在是中国启动新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时候了。这将大大有助于增强私营部门的信心和投资意愿，从而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促进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注：马来西亚华裔经济学家。1976-1989年供职于马来西亚中央银行，1989-1993年任世界银行金融界别发展部高级经理，1993-1998年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1998-2005年任香港证监会主席。2006年起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发表过多部关于货币金融的论文和著作，包括专著《银行业重组：1980年代的教训》（1996年）等。他还曾被选入“时代百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