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人口老化将使中国无法变成高收入国家，需要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资深科学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的评论文章指出，虽然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两年内实现高收入，但持续放缓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使得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避免失去发展势头，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并解决人口危机。

该图片由Adrian在Pixabay上发布

今年 3 月，中国总理李强宣布了 2024 年经济增长 5%的宏伟目标。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中国政府的这一目标表示赞同，并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 5-6%，然后在 2036 年至 2050 年期间放缓至 3-4%。

林毅夫还认为，中国即使不能在 2025 年实现高收入，也能在 2026 年实现。

鉴于中国黯淡的人口前景，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而林认为，当 26 个国家的人口开始老龄化时，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他相信，既然这些国家在此之后继续改善经济，中国也可以。

世界卫生组织将一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阶段，定义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 7%，这是中国在 1998 年达到的人口里程碑。到 2023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增至 15.4%。

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老年人口占总人口 15%之后的 12 年中实现 4%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8%。

人口老龄化影响生产、消费、创业和创新，削弱经济活力。随着年龄中位数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增加，GDP 增长放缓。因此，林毅夫预测中国将在 2024 至 2035 年间实现 5-6% 的年增长率，这就像 80 岁老人赢得马拉松比赛一样不可能。

林毅夫强调了中国的后发优势，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抵消了这一优势。人口问题和劳动力萎缩已导致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的人均 GDP ，分别从 2008 年美国水平的 73%、66% 和 51% 下降到 39%、27% 和 32%。

与韩国和台湾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一样，这些国家目前正面临重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的老龄化危机让人想起日本和德国的情况，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萎缩。到 2023 年，日本和德国的人均 GDP 分别从 1995 年的 154% 和 110% 下降到美国的 41% 和 64%。

同样，2023 年中国的年龄中位数与 1995 年的日本和 2000 年的德国相同，而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 1996 年的日本和 1995 年的德国相同。在这些人口里程碑之后的 12 年中，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 0.8%，德国为 1.4-1.5%。根据这些历史趋势，到 2028 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会放缓至 3%，并在 2031 年至 2035 年期间低于美国。

2023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达到 12,681 美元，低于世界银行设定的 13,845 美元的高收入门槛。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 2.1%，预计到 2028 年将达到 15,715 美元，到 2035 年将达到 18,219 美元。

假设中国的人均 GDP 增长率从 2024 年的 5%，放缓至 2028 年的 3%和 2035 年的 1.5%，那么人均 GDP 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达到 17893 美元。

中美经济差距的扩大将进一步阻碍中国跨入高收入门槛。

此外，一些因素预计将给人民币带来下行压力，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更加复杂。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产业价值链正在向参与中国政府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制造业，侵蚀中国的贸易顺差。

其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政府努力应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中国的利率长期来看应该下降。

最后，全球低生育率可能导致低通胀，甚至彻底通缩。中国持续的低生育率，加上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可能会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扩大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利率差距。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高收入门槛保持不变，中国有可能设法达到这一门槛。但人口老龄化可能会阻碍中国摆脱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 GDP 的 42%，远低于 60-70% 的全球平均水平。

2022 年的高收入门槛换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307 美元至 9,692 美元，这通常表明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能够对政府施加压力。

相比之下，2023 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5565 美元，中产阶级仍是少数。要跨过高收入门槛，中国需要将人均 GDP 提高到 19,000到22,000 美元。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解决人口危机，这两方面都需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与 1978 年邓小平启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时相比，今天的中国更加抵制真正的经济改革，因此快速变革的可能性很小。所需的转变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