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紅遍全球的人不是普京，不是澤連斯基，也不是拜登。
而是瓦格納雇傭兵集團老板普里戈津。
（瓦格納的坦克）
（普里戈任，也有人音譯為普里戈津）
你一上網，幾乎到處都是普里戈津、普里戈津、普里戈津……
真是“平生不識陳近南，縱稱英雄也枉然”。
欸！不對！
在到處一片“普里戈津、普里戈津、普里戈津……”聲中，筆者突然發現，還有不少媒體稱他為“普里戈任”。
他名字“Prigozhin”，音譯為普通話/華語，“普里戈津”沒錯啊，為什麼這些主流大媒體還音譯為“普里戈任”，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嗎？
於是，我去查最權威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俄語姓名譯名手冊》。
Prigozhin的俄語拚寫為Пригожин，羅馬化之後寫為Prigozhin。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俄語姓名譯名手冊》第一版和第二版中，“zhin”這個音節都被譯為“任”，比如蘇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創始人Felix Dzerzhinsky的正式譯名為“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俄羅斯政治家Vladimir Kozhin的正式譯名為弗拉基米爾·科任。
其他姓Prigozhin的名人包括音樂制作人Iosif Prigozhin（約瑟夫·普里戈任）、蘇聯作曲家、人民演員Lyutsian Prigozhin（柳齊安·普里戈任）、蘇聯/烏克蘭科學家Efim Prigozhin（葉菲姆·普里戈任）。
因此，瓦格納集團老板Prigozhin便是普里戈任，而不是普里戈“津”。
那麼，讀者就要問了，“zhin”跟“津”的音很近，跟“任”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為何正式譯名反而用“任”？
我猜想，這應該是從最早的譯名流傳下來的，日子久了，就成為了權威。
好了，既然如此，最早的譯名為何音譯成“任”呢？
我猜想，很可能最早音譯這些外文的都是中國南方人，比如江浙人、客家人或潮汕人。
在上海方言當中，“任”念作[gnin]或[zen]；在無錫話念作[zhen213]；在蘇州話念作任[zen231] ；在客家話念作[ngim4]；在潮州話念作[rim6]；這些都跟俄語“zhin”頗為接近；如果最早音譯“zhin”這個俄語音節的是中國南方人，把它音譯為“任”就相當順理成章了。
另一個例子是Obama，按普通話標準，音譯為“歐巴馬”更為貼近，但是，當年很可能譯者是南方人，所以音譯為“奧巴馬”。“奧”在閩南語、粵語、潮州話的發言都是“O”。
言歸正傳，由於“普里戈任”被寫進了俄語姓名譯名手冊，因此，就以它為規範。
同樣的原則，Trump音譯為“川普”比“特朗普”感覺更為接近，但是，由於《英語姓名譯名手冊》以及後來新華社譯名室委托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都用了“特朗普”，因此，就以它為規範。
人名和地名當中，以南方方言為音譯基礎的這類例子還很多。最好的兩個例子就是“瑞士”“瑞典”。
在普通話中，“Swiss”“Sweden”的第一個音節不可能音譯為“瑞”，可以音譯為“sui”或“shui”，例如“綏士”“隋典”。
但是，在南方方言里，“瑞”的發音就是“sui”，例如閩南語、潮州話、客家話，都是“sui”。因此，Swiss音譯為“瑞士”就很可以理解了。
二十年前，我的馬來西亞籍華人老板，他提到瑞士時，總是說“睡士”。因為他祖籍閩南。
新加坡也有很多例子，初來乍到的中國北方人經常感覺莫名其妙。
例如：Bukit Timah音譯為“武吉知馬”而不是“布結提麻”，這是因為在閩南語當中，這四個音節的相應的漢字就是“武”“吉”“知”“馬”；當年音譯這個地名的時候，新加坡通行的是閩南語，不是官話/普通話，因此，音譯地名或人名就很自然地使用最為流行的語言。。
再例如：Jurong音譯為“裕廊”而不是“朱龍”。
又例如：Jalan音譯為“惹蘭”而不是“加蘭”。
人名也是同個道理。例如1859年至1867年的新加坡總督Cavenagh，譯名是“加文納”，而非“卡文納”。
1899年至1901年的代總督Swettenham，譯名是“瑞天鹹”，這個就是粵語音譯了；如果用官話音譯，應該是“隋天翰”之類的。
還有一種地名的翻譯很有趣的，就是先用閩南語音譯，之後改為普通話音譯，例如Tuah Road，在1952年的時候，音譯為“帶路”，因為閩南語“帶”就是“Tuah”；後來，到了1970年，就改為“杜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