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指出，对中国政府迟迟没有大动作来修复经济的原因五花八门，从无知到意识形态执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决定着中国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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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表现糟糕。疫情后的反弹幅度和持续时间都远低于中国政府的预期。2023年的官方增长率达到了5.2%，这一数字已经有所下降，但实际情况可能要慢得多，一些分析师估计增长率不超过1-2%。一些指标显示，2024年前几个月经济略有改善，但经济似乎仍在挣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随着经济放缓，国内外对中国发展轨迹的信心也出现了崩溃。量化数据非常明显，显示在2022年春季上海实施封锁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心突然下降。当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在2022年底结束时，消费前景短暂改善，但此后一直徘徊在历史最低点。国内商业的各项指数显示近期略有回升，但距离历史高位仍有很大差距。
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中国公民对国家现状和未来的担忧的深度和广度，今年春天，我在一次长时间的研究旅行中亲自听到了这些担忧。
经济困境和房地产行业的崩溃是首要问题，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了关于动态清零和混乱退场、对私营科技公司的长期攻击、意识形态的日益关注、对技术自力更生的不切实际追求，以及与西方日益紧张的关系等各种令人不安的抱怨。
这些担忧转化为疲软的消费需求、受限的商业投资，以及很多将财富和家庭转移到国外的努力。
人们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领导层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提振经济和恢复信心？而领导层，许多人实际上暗指一个人，即习近平。任期限制的结束、执政权转移到他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机构，以及他在官方媒体上受到的极大关注，给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留下了他完全掌权的印象。
北京方面并未无所作为，而是扩大了信贷规模，提出了多项计划以安抚私营部门和外国商界，放宽了购买第二套房的限制，并降低了“战狼”式的强硬言论调门。但我遇到的大部分人（并非科学样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这些举措仍然力度不够，为时已晚。
关于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为何没有采取不同的方法，人们通常会提出四种观点，我们不妨用中国政治风格中的“四个不”来概括。第一种是“他不知道”。有人猜测，习近平对经济状况不佳一无所知，是因为一些干部不想向他传递坏消息，担心他会责怪传达消息的人。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只向他提供经过过滤的正面报告。
一位消息人士称，他们听说中南海的工作官员告诉外部研究人员，只能提交正面报告。另一位消息人士称，控制向习近平呈报文件流程的高级官员与安全和宣传机构保持一致，因此提交给他阅读的文件反映了他们的偏见。
但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人，则强烈反对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不了解实情的观点。一位曾向党提交研究材料的专家说，他们被告知要提供不加修饰的分析，因为领导层希望收到不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前提是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消息灵通，但他们面临各种棘手的问题。问题很多，包括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生育率骤降、贫富差距扩大、香港不满情绪、与西方和中国大部分邻国的紧张关系加剧等，而解决方案却远非简单。
此外，领导层现在由“B队”组成，其中许多人缺乏中央政府工作经验，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共，导致官僚机构内部以及北京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工作愈发困难。
多位人士表示，他们听说在某些问题上，领导层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从而让决策和新政策出台更为缓慢。例如，领导层显然在2023年夏季将股市疲软视为一个问题，但直到2024年初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被替换时，新措施才得以出台。
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不使其他问题恶化的方法，或者提出一个能够找到平衡点的整体计划。
解决房地产混乱和经济失衡问题可能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显而易见，要找到一条政策路径来有效解决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业主、金融机构和其他经济部门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极其困难的。
同样，据报道，由于缺乏共识，三中全会从2024年1月推迟到了夏季。
一些消息来源强调高层官员素质下降，并将李强总理与去年秋天突然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进行了对比。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被认为不如其前任刘鹤有能力。
第三种说法是“他不在乎”，这种说法基于一个假设，即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加强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和他个人的政治统治。虽然媒体显示他参观工厂并就各种经济挑战举行讨论会，但他自己的日程可能主要是处理安全和政治问题，包括人事决策，而不是经济。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受访者中最厌烦的可能，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却坚信不疑。他们的核心印象是，习近平似乎愿意为了民族主义和中共统治而牺牲经济。此外，习近平并非孤军奋战；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被选为胡锦涛的接班人，“不是为了成为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为了经济快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年龄较大（60岁以上）；他们强调习近平和毛泽东在性格上的明显相似之处，以及两个时期在共同强调意识形态纯洁性和阶级斗争方面的相似之处，这导致了社会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
最后的答案是“他不认可”，认为问题不在于习近平获取信息不足、优柔寡断、能力不足或缺乏兴趣，而在于他和他的副手们不同意当前政策路线不正确且无法应对挑战的批评。
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鉴于失去了可靠地获取西方技术、市场和金融的机会，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优先发展国内技术，并尽可能多地影响全球供应链。
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可以指出一些证据，证明他们的计划正在奏效：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系统、C919单通道商用喷气式飞机、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互联网平台、北斗卫星系统等等。
多位受访者选择了最后一个可能。他们认为，习近平对于控制先进技术以满足中国经济和战略需求的核心地位有着强烈的偏好，并正在积极落实这一愿景。因此，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以及党国对新兴技术的密集支持，这些措施既能促进增长，又能加强国家安全。
在其他人眼中习近平表现出无知、无能或漠不关心，但这些受访者却看到了明确的目标和果断的决策。
然而，“他不认可”的支持者分为两派。大多数选择这一选项的人认为，中国领导层通过推行大规模产业政策，大力控制未来技术，从而明确地走向国家主义，犯下了战略错误。他们认为，放弃自由化，对家庭和消费关注不足，意味着生产力降低、债务增加、增长放缓，而且还会加剧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紧张关系。
选择这一选项的其他人则持相反观点。事实上，他们赞同中国领导人的做法，认为批评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本能地反对积极进取的国家，并且不公平地无视重大技术进步的迹象。
不足为奇，我听说后者的阵营中有些人（虽然远非全部）在政府研究机构工作。
这些观点很重要。如果前两个选项之一，“他不知道”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是正确的，那么当前的道路就是无意中犯错的结果，而要改变现状，只需为领导层提供更好的信息和更有效的计划，以解决中国的经济困境。
中国以外的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也决定了在其他问题上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这也会支持华盛顿一些官员的观点，即拜登有必要与习近平直接对话，以确保他准确理解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外交政策。
但如果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不关心经济或不同意批评意见，那么目前的轨迹就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新的数据和带有替代策略的政策报告，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领导层可能会证明批评者是错误的，但如果没有，则有两种潜在的变化来源。第一种是重大经济危机，这将导致政治清算：现任领导层可能会承认错误并改变方向，其他一些精英派系可能会凝聚起来并取代现任团队，或者最不可能的情况是，公众可能会起来抗议并试图彻底推翻中共。
虽然可能存在外人看不到的潜在危机，但上述情况在短期至中期似乎都不太可能发生。
第二种变化可能是中国领导层处于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做出可信的保证，即恢复其作为可靠的技术、市场和金融供应者的地位；无条件承认中共专制体制的合法性；并接受北京对南海和台湾的主权主张。但这种转变发生的几率甚至比任何国内驱动的方案都要小。
西方不太可能变得更加包容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境内外接受调查的外国企业高管和官员通常会选择“他不认可”。从海外董事会和首都的角度来看，习近平似乎完全掌控了政治，并决心推进这一战略，任何调整都只是微小的战术调整，以尽量安抚国内和国际批评者。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虽然这项非正式调查远非科学，但表明中国社会各阶层与领导人之间，以及北京与其他国家首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这意味着采取大胆新行动的可能性很小，但领导层与国内和国际反对者观点之间的矛盾，预示着未来将出现更多紧张局势和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