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分析说，今年，中国股市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编注，A股投资者可能不同意）。尽管近期有所下跌，但上海综合指数已从2月份的多年低点上涨了13%。股票分析师和官方媒体都对此表示欢迎。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股市上涨无疑是一剂定心丸，因为散户投资者至少占A股80%的市场。此前的暴跌严重打击了他们的信心，加剧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对许多人来说，股市的复苏体现了良好的治理和幸运。
部分反弹来自于“国家队”购买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股票，国有机构组在市场动荡时出手救援。对于习近平而言，这笔账单可能看起来物有所值。但国家也以其他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干预市场。为了提振股价，国家终止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盛宴。随着私人投资者的退出机会减少，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变得更重。
危险在于，这些扭曲会抑制中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的增长。
过去十年，习近平确保金融市场在政府政策、价格信号和动物本能的指引下运行。他将资本从消费互联网服务和金融科技等一度泡沫化的行业，重新引导到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高端制造等受青睐的行业。数千家国有基金投资于这些领域，成为中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主要力量。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资本市场一度繁荣。2019年，他建立了名为“科创板”的科技股专门市场。两年后，他在北京为小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为了保持资本流动，监管机构简化了公司上市流程。
到202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热门的IPO市场，全年共筹集了5870亿元人民币（810亿美元）。
但这一切现在都戛然而止。中国股市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下跌，然后在2024年初暴跌。这导致监管机构开始强调“对投资者友好”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允许更少的IPO，希望流动性能够支撑现有股票的价格，而不是新股。
4月份，只有五家中国公司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而2023年4月则有35家。2024年前四个月，IPO市场筹集的资金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80%。
那些上市的公司面临严格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除了现场检查外，监管机构现在还审查公司过去的商业交易，并检查高管的银行账户。面对这种情况，至少有80家公司撤回了2024年第一季度的IPO申请。
连锁反应波及整个资本配置链。由于IPO难度增加，未上市企业的投资者退出选择更少。因此，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销售额从2022年的890亿美元骤降至2023年的460亿美元。
估值下降导致融资更加困难，投资者也更谨慎地投入资本。
与此同时，原本旨在将无形之手与政府政策结合起来的国有基金，如今已经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一位国有投资经理表示，由于退出渠道消失，私人资本已经退出，而国有资本仍在继续流入。
这些投资者仍然对亏损很敏感，但如果没有私人投资者要求快速回报，他们可以等待更长的时间。
中国投资者罗伯特·吴（Robert Wu）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总结道：“如果风险投资基金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资金的方法。”
但是，私人和国家资本的目标并不一致。官员们可能不仅追求回报，还希望为所在地区创造就业机会或增加税收。此外，国家基金对任何现金接受者都有苛刻的要求和无尽的文书工作。
吴写道，风险投资基金应将初创企业视为客户，因为是风险投资的增长来源。然而，一旦涉及国家资金，初创企业就必须为投资者服务，“行业的逻辑已经完全被颠覆了。”
另一个问题，尽管习近平可能称之为成功，是越来越关注国家扶持的产业。对IPO的限制，导致许多人认为只有推进政府政策的公司才能上市。因此，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受青睐的领域，如飞行出租车、近太空产业和机器-大脑接口，习近平将这些产业称为“新的生产力”，并希望这些产业能够推动经济增长。
这对中国的创新热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数据库PitchBook最近发布的一份排名显示，中国内陆城市合肥在过去六年中拥有全球发展最快的创业生态系统。从生物技术到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各种行业在这个离上海和杭州等成熟中心数百公里以外的不起眼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合肥在另一方面却垫底：投资者成功退出的次数。2017年至2023年，风险投资公司对合肥的公司进行了735笔投资，但仅有23笔退出。
合肥并非特例。在PitchBook的退出排名中，十座垫底的城市中有八座来自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IPO难度加大，这些地方的企业估值显得尤为脆弱，融资前景也不容乐观。
习近平主席正在努力激励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同时让私人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满意。
但最终总有人要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