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与频繁出现在杰弗里·爱泼斯坦社交名单与邮件往来的那些“显赫名字”相比——如前巴克莱CEO杰斯·斯塔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或英国安德鲁王子——哈里·贝勒显得相当低调。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勒被委以重任，负责打理爱泼斯坦金融体系中最敏感的一部分。
贝勒是爱泼斯坦核心财务小圈子的一员，这个团队由其“御用会计”理查德·卡恩统筹。爱泼斯坦于2019年在等待联邦性交易指控审判期间在狱中自杀。如今，国会调查人员希望借助贝勒，弄清爱泼斯坦究竟如何赚到并花掉那笔巨额财富，以及银行在此过程中是否对明显的“红旗”警告视而不见。
在围绕爱泼斯坦的多起民事诉讼中，贝勒像“金融版阿甘”一样频繁出现：他的名字出现在爱泼斯坦复杂公司网络的注册文件上，出现在吉斯兰·麦克斯韦的报税表上，也出现在支票与大额现金提取记录上——这些账户多年来由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托管。
诉讼指控称，HBRK——一家由爱泼斯坦拥有、由贝勒和卡恩实际管理的公司——在爱泼斯坦性交易活动中扮演了“协助角色”，包括设立公司、付款和掩饰资金流向。尽管如此，贝勒本人以及HBRK并未被列为被告。但在麦克斯韦刑事审判中提交的公司文件和税表显示，贝勒的名字屡次出现。麦克斯韦最终被判协助爱泼斯坦性交易并获刑20年。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传唤多家银行，交出与贝勒及其他与爱泼斯坦有业务往来人员有关的金融记录。参议员罗恩·怀登则已要求美国财政部和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提供与爱泼斯坦相关账户的资料，包括以贝勒名义开设的账户。
目前，贝勒尚未被指控任何犯罪，美国联邦机构也没有对其采取执法行动的公开记录。通过律师乔纳森·萨克，他拒绝就相关报道置评。
作为爱泼斯坦财务系统的“执行者”之一，贝勒在这套体系中工作了22年。他可能成为破解爱泼斯坦财富谜团的关键人物：这笔钱是如何积累的，又被如何支配。
现年69岁的注册会计师贝勒，亲自处理了部分从爱泼斯坦账户中提走的现金交易——这些交易后来成为摩根大通与爱泼斯坦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之一。
前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员马丁·谢尔指出，如此频繁且大额的现金提取，本应在银行合规系统中触发“强烈警报”，因为这非常符合洗钱或其他非法活动的特征。贝勒的视角，可能有助于解释当时这些现金究竟流向何处，也有助于厘清摩根大通到底知道些什么。
“富人一般不会喜欢用现金处理事务，银行很清楚这一点。”谢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摩根大通在2013年决定切断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时，内部提出的疑点之一，就是他账户中频繁、异常的大额现金提现。
解封的法院文件显示，贝勒经常是那个亲自前往银行提取现金的人。他在1992年至2014年间为爱泼斯坦工作，他从摩根大通账户中提取大额现金的操作，至少在四份联邦规定的“可疑活动报告”（SARs） 中被重点提及。最早的一份可疑活动报告可追溯至2002年，比佛罗里达警方启动对爱泼斯坦性犯罪调查还要早数年。
按监管要求，银行需要通过“了解你的客户”（KYC）规则监控客户资金流向，以防资产被用于欺诈、洗钱或人口贩运。内部邮件与SAR报告显示，贝勒有时会一次性提取数万美元现金。
在所有被标记的交易中，他总是前往同一个摩根大通网点：纽约公园大道270号总部大楼——这栋大楼后来被拆除，换成了目前的新总部。
前曼哈顿联邦检察官莎拉·克里索夫指出，这种“同一地点反复大额现金交易”的模式本身，就应在银行内部引发更多追问：“第一次、第二次可能不会引起太多警惕，但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持续模式，就应当被视作重大风险信号。”
2002年的SAR报告显示，在约三个月内，贝勒共进行了16笔单笔约9,800美元 的现金提取（当时现金交易10,000美元为重要阈值），并兑现了一张 4万美元支票。
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以贝勒为主体，而非爱泼斯坦。一位受美属维尔京群岛政府委托的前FBI特工认为，这种做法“不寻常”，并指出：“如果摩根大通真的想全面如实上报，那么SAR的主体理应是爱泼斯坦本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会计贝勒。”
十年后，摩根大通内部再次针对贝勒的现金交易表达担忧。一封2012年的内部邮件显示，员工讨论了从一家名为 Hyperion Air 的公司账户中提走的10万美元现金，该公司是持有爱泼斯坦私人飞机的实体。内部邮件称，签发支票的是贝勒。时任摩根大通私人银行部门负责人约翰·达菲回复称，爱泼斯坦解释这笔钱用于支付海外燃油费用，并建议“或许应该找贝勒本人再核实”。
目前公开记录中，并未显示银行是否最终与贝勒进行过这类沟通。一份由美属维尔京群岛委托的法务会计报告指出，没有证据显示摩根大通曾向爱泼斯坦或其团队索取燃油收据等证明。
在媒体广泛报道爱泼斯坦丑闻之后，摩根大通又在2015年及2019年追加提交了多份SAR，将2003—2019年间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士（包括贝勒）的交易一并上报。
摩根大通发言人帕特丽夏·韦克斯勒表示：“我们为曾与该人士有任何往来感到遗憾。如果当时掌握其恶行的全部情况，我们不会保留其为客户。联邦政府当时掌握的信息远多于银行，但并未与我们分享。”
在特朗普于Truth Social上发文施压之后，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宣布，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调查摩根大通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以及若干与其有关系的知名民主党人物。
今年早些时候，爱泼斯坦受害者对多家银行提起的新一轮诉讼中，指控HBRK被用于设立空壳公司、支付封口费及其他违规款项，帮助掩饰性交易活动并“控制受害人”。
诉讼称，HBRK名称源自 Harry Beller 与 Richard Kahn 的姓名首字母，他们是该公司的“创始成员”，也是爱泼斯坦长期使用的会计团队。与贝勒一样，卡恩及HBRK并未在这轮诉讼中被列为被告。
爱泼斯坦去世后留下约 6.3亿美元 的遗产，其遗产由卡恩与资深私人律师达伦·因代克共同执行。二人律师拒绝置评。
除了爱泼斯坦本人，这套财务系统还曾服务于若干亿万富翁客户，包括前维多利亚的秘密老板莱斯·韦克斯纳、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CEO里昂·布莱克等。
这些人都曾表示，爱泼斯坦在税务筹划、财富管理方面为其节省了巨额税负——例如，布莱克据称通过爱泼斯坦的方案节省了 高达20亿美元的税款，并向其支付约1.7亿美元的报酬。
在LinkedIn页面上，贝勒将自己1992—2014年的工作经历描述为任职于“New York Strategy Group LLC”，法院记录则将其认定为爱泼斯坦的资产管理实体。贝勒称该公司是一家“服务于资产超过10亿美元高净值客户的财务顾问公司”。目前，他仍持有CPA执照，居住在纽约州北部，在纽约市一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任职。
代表受害者起诉银行的律师、西格丽德·麦考利表示，贝勒是“了解爱泼斯坦如何利用金融系统运作的关键人物”：“他是这个企业中的会计环节之一，和卡恩一样，他的手几乎沾染了所有流程。”
在此前一场针对因代克和卡恩的诉讼中，贝勒被传唤作证。据麦考利在法庭文件中披露，当被问到HBRK时，贝勒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也未配合提交相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