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财经报社(香港)讯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监管打击感到震惊，这表明了两国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许多人似乎没有理解：在制定规则方面，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如在美国那么大。
CNBC撰文指出，今年夏天，中国政府对本土科技公司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几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令投资中国公司的美国投资者措手不及。令人意外的是，6月下旬中国打车应用滴滴在美国大规模IPO后仅几天，就被应用商店下架。
随后，有关部门暂停了中国求职应用Boss直聘和Full Truck Alliance子公司的新用户注册，这两家公司都于6月份在美国上市。7月底，两家在美国上市的课外辅导公司股价暴跌，原因是政府要求该行业重组业务，并通过一种常用的海外上市结构撤出外国投资。
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后，出现了围绕“共同富裕”的政治言论。
两国的大公司都致力于建立政治关系并影响政府政策。但是，美国的体制旨在让企业影响政府，而中国的体制旨在让企业与政府目标保持一致。最近的政府行动集中在保护中国的数据，遏制垄断行为，甚至提高出生率。
“在美国，政府经常充当商业利益的仆人，无论是技术还是其他领域，”Teneo公司的高级副总裁Gabriel Wildau说，该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在中国，政府希望商界为其发展目标服务，并愿意为此牺牲企业利润。”
“中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显著增加，”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Zeren Li说。其聚焦于中国有限得多的“旋转门”——美国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在为政府工作和为游说行业工作之间来回切换的做法。
美国的公司经常雇佣前议员或前监管人员，这些人已经转向游说行业，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报酬，帮助企业客户制定政府政策。
最常见的情况是，说客通过购买它来获得影响力——他们向议员的连任竞选投入资金，或者向议员在国会选区最喜欢的项目投入资金。
外国政府也通过说客购买对美国立法者的影响力。游说者越来越多地对联邦机构施加影响。
根据参议院公共记录办公室的数据，美国用于游说的总开支从2000年的15.6亿美元飙升至去年的35.3亿美元。
而在中国，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说，美国政府对企业来说是一条双向通道，”Strategy Risks创始人Isaac Stone Fish说。“而中国政府对企业来说是一条1.5向通道。这不完全是党告诉企业做什么，企业就听从什么。企业会提供反馈。他们只是比美国公司在美国的机会少得多。”
根据OpenSecrets的数据，亚马逊和Facebook是美国支出最高的10家游说实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