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報道說，驅逐出境和參加選舉的規定，加深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而對的系統性不平等。
穆罕默德·沙法梅爾是以色列北部阿拉伯小鎮塔姆拉的一名公民教育教師。去年，他組織了一場反對以色列在加沙與哈馬斯戰爭的抗議活動。
沙法梅爾為這次示威活動申請了許可，活動也和平結束。但幾個小時後，他被拘留，並被指控組織非法抗議和擾亂公共秩序。
他被關押了兩晚，最終在法官駁回指控後才被釋放。
“我被當作一個重大犯罪分子對待——而這一切只是因為我們組織了一場實際上獲得了許可的抗議活動，”他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待遇一直不同。但（自戰爭開始以來）這種環境變得更加緊張。”
沙法梅爾的觀點得到了以色列200萬阿拉伯少數民族的認同。他們占人口的五分之一，是1948年戰爭後留在以色列國境內的巴勒斯坦人的後代。另外還有500萬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襲擊以來，以色列當局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針對加沙戰爭的抗議采取了嚴厲鎮壓。同時，內塔尼亞胡的政府——被廣泛認為是以色列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推進了一系列立法。
人權組織認為，這些法律帶有歧視性，並侵犯了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表示，這些措施是在試圖壓制對加沙災難性報複性進攻的批評。據巴勒斯坦官員稱，這場進攻已導致超過4.55萬人死亡，其中多數為女性和未成年人，並在加沙地帶引發了人道主義災難。
他們認為，這些措施鞏固了長期以來將他們視為二等公民和嫌疑人的制度。
“最可怕的部分是，這不僅僅是政府對你施加壓力，”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律師戴安娜·布圖說，“這還在向猶太裔以色列人傳遞一個信息：他們應該監視我們，舉報我們，並且應該與我們作對。”
自10月7日以來，以色列當局加大了對巴勒斯坦抗議的鎮壓力度，並加強了對煽動行為的調查。活動人士表示，這種調查範圍涵蓋了不僅僅是仇恨言論，還有合法的觀點表達。
根據人權組織Adalah的數據，在10月7日之後的六個月內，與言論相關的指控數量是2018年至2022年五年期間的兩倍，“幾乎全部”針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
此外，當局還對巴勒斯坦人的言論表達采取了其他限制措施，比如試圖禁止上映涉及1948年戰爭的巴勒斯坦電影。巴勒斯坦人將這場戰爭稱為“災難”（Nakba），在戰爭中，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注，其中很多是基督徒）被以色列軍隊驅逐或逃離了他們的城鎮和村莊。
以色列公民權利協會負責人諾亞·薩塔說，這些措施是在試圖“讓巴勒斯坦人噤聲，並讓巴勒斯坦敘事失聲”。
“這是對基本民主權利的否定，”她說。
近幾個月，這些壓力還伴隨着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人權組織認為，這些法律加深了以色列阿拉伯少數群體面臨的系統性不平等問題。
“過去，一年可能會出台一兩項這樣的法律，”布圖說。“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波波的法律行動。”
其中最具爭議的是一項於11月通過的法律，允許內政部長驅逐被定罪恐怖分子的家庭成員。如果這些家庭成員明知襲擊計劃卻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阻止，或者表達對襲擊的支持或同情，即使他們擁有以色列國籍，也可能被驅逐。
2024年底通過的其他法律包括：如果未成年人被判犯有安全罪且以色列法院認為是恐怖行為，允許當局扣留其父母的福利金；以及允許12歲及以上的兒童如果因被認定為恐怖行為的謀殺罪被定罪，可以被監禁。
支持者認為，這些變化將阻止潛在的恐怖分子。但法律分析人士表示，這些措施歧視巴勒斯坦人——因為猶太裔以色列人是根據刑法而非反恐法律被起訴的，並進一步加劇了以色列法律框架的雙重標準。
薩塔說，這些法律的目的是“標記阿拉伯公民和居民為不忠”，而驅逐法尤其令人反感。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驅逐自己的公民和居民，尤其是通過由政治機構控制的行政程序進行驅逐，”以色列公民權利協會在法律通過後表示。“所有公民和居民都有權享受權利和保護，尤其是免於被驅逐出境的權利，以及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
然而，或許最具爆炸性的提案是對以色列基本法的修訂。這項修訂將使排除阿拉伯候選人和政黨參加選舉變得更加容易。
以色列法律已經允許取消表達支持“武裝鬥爭……針對以色列國”的候選人資格。法律分析人士表示，這項規定只影響巴勒斯坦人，因為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猶太襲擊，並未被定義為“針對以色列國”。
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裁定，取消資格需要證明此類觀點是在較長時期內表達的。但修訂案將允許基於單次表達——即使是過去的言論，取消資格。
“我們知道這是針對阿拉伯人的原因在於，他們試圖收緊的標準只涉及對武裝鬥爭的支持，而猶太人被指控的是煽動種族主義，不在此範圍內，”薩塔說。
Adalah的總幹事哈桑·賈巴林表示，鎮壓異議和一系列法律的結合向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傳遞了一個信息：他們的公民身份“毫無意義”。
“大多數時候，我們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我們熟悉這個規則，”他說。“但現在的規則是，你甚至不是二等公民。你是外人。在你的祖國是一個外國外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