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高級研究員拉巴赫·阿雷茲基和德里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名譽教授帕爾塔·森在Project Syndicate的專欄文章中指出，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許多分析人士預計印度的工業基礎將會大幅擴展，但實際上印度出現了去工業化。那麼，為什麼盡管擁有大量勞動力，印度卻未能吸引尋求低工資制造業勞動力的國際投資者呢？
乍看之下，印度經濟似乎發展勢頭良好。自2000年以來，印度年均GDP增速達到了6%，主要由服務業推動。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務，已經成為出口和GDP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但盡管有這樣的優異表現，印度卻未能像中國等其他新興經濟大國那樣實現快速工業化。
事實上，如圖表1所示，過去幾十年間，印度經曆了顯著的去工業化，這威脅到了其長期增長前景。更為複雜的是，盡管農業在GDP中的占比持續下降，但這個行業依然雇用了43%的勞動力。這一趨勢反映了農業領域，尤其是龐大的非正規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相比普遍較低的勞動生產率。
隨着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許多分析人士預測印度的工業基礎會大幅擴展。憑借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印度似乎具備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條件，為他們提供低成本制造業勞動力，從而促進規模經濟的發展。
然而，盡管像孟加拉國和越南這樣規模更小的經濟體，近年來制造業快速增長，印度卻落後於這些國家。
評論者通常將印度未能實現工業化歸因於阻礙因素，例如印度僵化的勞動法、高度的工會化率、不足的基礎設施，以及土地確權系統。然而，盡管這些問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些行業的發展，這種解釋卻未能看到，印度28個邦和8個中央直轄區，在勞動、土地和基礎設施政策上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如果勞動法規或工會化是工業化的主要障礙，一些邦本應通過調整政策以獲得競爭優勢，並成為工業強國。
然而，盡管邦之間在政策和結構上有顯著差異，這種情況並未出現。
一個更合理的解釋是，印度在1991年資本賬戶自由化後實際匯率的變化（見圖表2）。這些改革是為了應對國際收支危機而引入的，但導致了盧比升值，削弱了印度出口的競爭力，並抑制了所有邦和直轄區的工業化發展。盡管由於美國高利率，一些投資組合資金的回流正在發生，使貨幣出現貶值，但這種趨勢可能會再次逆轉。
此外，由印度資本賬戶自由化引發的資本流入，增加了對國內資產的需求，推動了股市繁榮，並抬高了房地產價格。這種過剩需求部分被名義升值所抵消，但升值也導致國內資產相對於外幣的重新估值。
毫無疑問，印度工業化停滯的背後有多種因素。然而，印度在這方面的許多問題可以追溯到資本賬戶自由化過於激進，與貿易改革不足之間的不平衡。
印度的做法與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類似，這些國家在改革貿易政策之前就先自由化了資本賬戶。相比之下，法國在1989年才自由化資本賬戶，但卻是在建立了完善的貿易框架之後。
雖然印度在1995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削減了一些關稅壁壘，但非關稅壁壘依然普遍存在。這些貿易摩擦導致資本流入更多地偏向投資組合投資，推動了房地產繁榮和消費增長，從而加劇了印度的結構性失衡。
換句話說，印度的工業困境可以歸因於一種形式的“荷蘭病”。
這一術語最初指的是1959年荷蘭發現格羅寧根天然氣田後，由貨幣升值引發的經濟影響。在印度的情況下，匯率升值增加了國內消費中的進口成分，擠壓了投資，並為進口壟斷者創造了租金收益。這些進口壟斷者已成為反對國內制造業發展的強大遊說集團。
鑒於創造就業機會對於大多數印度人口的福祉至關重要，這種“印度病”的代價可能是巨大的。但要解決印度的工業化難題並不容易，因為印度的商業和政治精英在維持現狀方面有既得利益。
要扭轉這一趨勢，需要堅定地致力於將資本流向轉向外商直接投資，同時消除貿易壁壘，包括目前支持壟斷進口商的壁壘。然而，重新引入資本賬戶控制可能會破壞金融穩定，並嚇退國際投資者。
因此，管理這些權衡並推動更平衡、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深思熟慮的戰略。
通過對資本賬戶進行改革，比如引入類似托賓稅（Tobin tax）的資本控制措施，以減少投機性資金流動，同時解決長期存在的貿易失衡問題，印度可以向外界明確表明正致力於成為全球制造業強國。
雖然印度經濟面臨許多其他挑戰，但采取這些步驟將為國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機遇，同時也為數百萬渴望將印度變成下一個中國的印度人提供機會。
注：托賓稅（Tobin tax）是一種針對短期國際資本流動（通常是投機性資金）的稅收政策，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在1972年提出。托賓建議對外匯交易征收一種小額稅，以減少短期投機行為對外匯市場的衝擊，促進匯率的穩定。
托賓稅的核心目標是通過提高短期投機性資金流動的成本，抑制快速、大量的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金融市場波動，同時引導資金更多地用於長期投資和生產性活動。這一稅收政策的基本理念是為資本市場的穩定提供一定的調節工具，而不是完全禁止資本流動。
雖然托賓稅在理論上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關注，但在實際實施中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如何在全球範圍內協調征稅，避免資金轉移到沒有實施托賓稅的國家，以及如何應對資本流動的複雜性等問題，都是實施托賓稅的主要障礙。因此，雖然托賓稅經常被討論作為抑制投機性資本流動的手段，但目前只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嘗試過類似的政策，例如巴西和智利曾對短期資本流入實施過稅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