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尼·羅德里克是哈佛肯尼迪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世界國際經濟學會主席，他在Project-syndicate上的專欄文章指出，盡管特朗普的精英支持者優先考慮他們自身狹隘的議程，而不是民主原則，使得滑向威權主義的風險顯而易見。但幸運的是，更有可能的是，相互競爭的議程將引發公開衝突，導致特朗普陣營瓦解。
盡管特朗普是憑借公眾對“精英”的強烈敵意上台的，但他的支持者本身就是體制和富豪階層的核心成員。
就像他第一任期時一樣，特朗普——這位房地產商人和真人秀名人，周圍聚集了一群傳統的共和黨政治人物、華爾街金融家和經濟民族主義者。
但這一次，這些群體中還加入了科技右翼的成員，其中最明顯的代表是馬斯克。
目前，這些群體團結在一起的原因，並不是特朗普的性格或領導力——這兩方面都遠稱不上令人滿意。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在特朗普領導下，他們的特定議程將比在最可能的替代方案下更容易實現。
保守派共和黨人希望降低稅收和減少監管，而經濟民族主義者希望縮小貿易逆差並恢複美國制造業。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希望終結他們所認為的“覺醒文化審查”，而科技右翼則希望能夠自由推動自己的未來願景。
不論他們各自的核心目標是什麼，這些群體都認為哈里斯（以及拜登）是障礙，而特朗普則是一個有前途的盟友。
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直接反對民主，但只要他們的議程能夠得到推進，他們似乎願意忽視甚至助長特朗普的威權主義。如果有人質疑特朗普的反民主傾向和對法治的蔑視，他們要麼含糊其辭，要麼輕描淡寫地降低風險。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我曾與他的一名高級經濟顧問（經濟民族主義者）分享過我對他的擔憂。但對方不以為然，反而認為民主黨和行政體系才是更嚴重的威脅。
歸根結底，他關心的只是特朗普對關稅的承諾，而不是對民主可能帶來的後果。
同樣，在《紐約時報》記者埃茲拉·克萊因的播客最近一期節目中，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馬丁·古里解釋稱，他支持特朗普主要是因為拜登政府打壓言論自由。他聲稱，拜登“基本上告訴（社交媒體）平台：你們必須遵守歐洲的網絡行為標準。”
然而，特朗普對公務員和政府資助的私人機構的言論限制，實際上要嚴重得多。即使古里承認特朗普最終可能“變得更糟”，他似乎也毫不在意。
對他們這種人來說，在關鍵時刻，摧毀覺醒文化顯然比維護《第一修正案》更重要。
由於特朗普的精英支持者優先考慮自己的狹隘議程，而不是民主原則，滑向威權主義的風險不言自明。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更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這些相互競爭的議程很快將發生衝突，導致特朗普陣營的瓦解。
經濟民族主義者與科技右翼之間的衝突最為激烈。兩派都自認為是反體制勢力，並希望顛覆他們認為由民主黨精英強加給他們的政權。但他們對美國的未來願景截然不同。
經濟民族主義者希望回歸一個虛構的過去，一個充滿美國工業輝煌的時代。而科技派則設想一個由人工智能管理的烏托邦未來。
一派是民粹主義者，另一派則是精英主義者。
一派相信普通人的智慧和常識，另一派只信任科技。
一派希望全面阻止移民，另一派則歡迎高技能的新移民。
一派目光狹隘，另一派本質上是全球主義者。
一派想拆分矽谷，另一派則希望賦權矽谷。
一派主張向富人征稅，另一派則想要不斷滿足富人的需求。
民族主義民粹派聲稱自己代表的是被馬斯克設想的技術革命所拋棄的普通民眾。因此，他們對矽谷的“技術封建主義者”充滿蔑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經濟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史蒂夫·班農（當然，他本人也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甚至稱馬斯克是“寄生的非法移民”。班農警告稱，馬斯克及其代表的勢力“必須被遏制”，“如果我們現在不阻止它……它不僅會摧毀這個國家，還會毀滅整個世界。”
盡管班農目前並未在特朗普政府中任職，但他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的主要人物，並與政府高層官員保持密切聯系。
然而，很明顯，現在特朗普更傾向於聽取馬斯克的意見。白宮已經放任馬斯克的所謂“政府效率部”（DOGE），而特朗普本人也鼓勵馬斯克采取更激進的行動。
像特朗普這樣的個人主義領導者，通常會讓盟友（或者說宮廷官員）相互競爭，以防任何一方權力過大。特朗普無疑認為，他可以在這場鬥爭中保持主導地位，並利用衝突為自己謀利。
但這種策略最有效的情況，是當各方的競爭僅限於政府資源和利益分配，而不是涉及根本性的意識形態和信仰體系之爭。
考慮到特朗普政府內部不同勢力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政策偏好，一場攤牌幾乎不可避免。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會陷入僵局，還是某一派最終占據主導？民主黨是否能夠利用這一裂痕？
特朗普主義會因此聲名狼藉，還是會進一步鞏固？美國民主的前景會因此複蘇，還是會更加暗淡？
無論結果如何，悲劇在於，那些因特朗普的反精英言論而聚集在他身邊的低學曆工薪階層選民，仍將是最終的失敗者。特朗普陣營內的任何一派，都沒有為他們提供一個真正可行的未來願景。
即便是經濟民族主義者（盡管他們的言辭似乎對工薪階層友好），他們的計劃仍然寄希望於一個不現實的制造業複興。
當不同的精英派系為各自的美國願景而爭鬥時，真正需要推動的政策議程——如何在後工業社會打造一個穩定的中產階級經濟，依舊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