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協會前任主席，他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文章指出，當民主制度的基本機構遭到攻擊時，大學和企業的領導者肩負着格外重要的責任，必須挺身而出加以捍衛。如果美國的學術界和商界領袖在面對特朗普的專制行為時保持沉默，他們終將為此後悔。
美國的巨大財富和強大實力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大學和企業。
大學產出思想、研究和人才培訓，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優秀頭腦的聚集地。企業則帶來投資和創新，驅動着美國強大的經濟引擎。
但如今，特朗普似乎正下定決心要摧毀這兩者。
特朗普的行為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經濟政策理念一直非常古怪，他對精英學術機構的憎恨也早已眾所周知——他認為這些機構是“覺醒”文化的大本營。
更令人震驚的是，企業和學術界的領導者幾乎毫無反應。
去年11月特朗普贏得選舉後，商界曾抱有一絲謹慎樂觀。在他們看來，相較於此前批評私營部門、支持工會和監管的喬·拜登，特朗普似乎是一個受歡迎的改變。特朗普承諾減稅、減少監管，這讓人感到安心。雖然他的關稅言論令人擔憂，但多數人認為這不過是做做樣子。
股市用大漲來回應了特朗普的勝選。科技億萬富翁為他的過渡團隊捐款，並在他就職時紛紛表示效忠。
但接下來幾周的現實表明，這種樂觀是嚴重誤判。特朗普不斷對經濟拋出意外之舉，美國股市回吐了自11月以來的全部漲幅。很難說哪個舉動更糟糕：是他對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歐洲——征收高額關稅，還是他在貿易政策上持續的咆哮、威脅與反複無常，這些都把經濟不確定性指標推高到了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更糟的是，馬斯克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已經攪亂了聯邦政府，違反基本法律原則，解雇了超過10萬名政府工作人員。
即便削減對外援助或許還有某種冷酷的邏輯，這屆政府卻莫名其妙地砍掉了從健康、生物科學到教育等多個領域的基礎研究經費。
美國的商界領袖本該一眼看出，特朗普對他們賴以致富的體系構成了直接而現實的威脅。他在貿易政策上的反複無常固然有害，但和他對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構成的威脅相比，還算輕微。
這些制度包括：法治、權力分立、政府對科學和創新的投資、公共基礎設施，以及與誌同道合國家的穩定友好關系。
馬斯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制度。若沒有政府在關鍵時刻提供貸款，特斯拉早已破產；而SpaceX也從政府獲得了數百億美元的合同。但特朗普如今卻拋棄了這些制度，推進一個既無清晰戰略、更無任何現實解決方案的議程。
特朗普對美國學術界的威脅更加明顯。他大幅削減對基礎醫學研究的政府支持；而借打擊反猶主義之名，任意切斷一些全國頂尖大學的資金來源。
哥倫比亞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是最早的目標，但其他學校（包括我所在的哈佛）也已岌岌可危。
當民主制度的基本機構遭到攻擊時，領導主要企業和學術組織的人有更大的責任發聲。然而，企業高管和大學校長都沒有挺身而出。相反，他們似乎采取了哈佛政治學者瑞安·D·伊諾斯和史蒂文·列維茨基所說的“沉默綏靖”策略。
他們認為，只要在幕後低調行事，不引人注意，就能避免最壞的情況。
但正如伊諾斯和列維茨基指出的，這種策略根本行不通。威權民粹主義者，如已故的烏戈·查韋斯（委內瑞拉）、普京（俄羅斯）、歐爾班（匈牙利）、莫迪（印度）和埃爾多安（土耳其），無一不以大學為攻擊目標，踐踏學術自由。
不論是政府強加的審查，還是機構自我設限，最終所有學術機構都難逃其害。即使這些專制者起初對市場友好，最終也會破壞競爭型市場經濟所依賴的制度基礎。
相比上述幾位威權人物，特朗普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攻擊，在速度、肆無忌憚程度和公開性上更是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已無法再說，“他只是這樣說說，他不會真做。”
任何民間組織或公共領導者都不能再對事態的嚴重性抱有懷疑。
專制者之所以能夠得逞，是因為反對者分裂、膽怯、不敢發聲。這就是集體行動的悲劇：當每個人都不敢冒險時，大家最終都要付出代價。這正是為什麼全國頂尖大學和最大型企業——這些最具公信力也最有可能受害的組織——如今肩負着特別重的責任，必須采取行動。
想象一下，美國頂尖大學和最富有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聯合工會、宗教團體和其他民間組織，公開發表聲明，大聲清晰地表達出對破壞法治、學術自由和科學研究的擔憂。
這種姿態不會打動特朗普及其盟友，但會為其他民主力量帶來希望，激勵他們組織動員。
數千萬美國人正在期盼，有人能鼓起勇氣站出來。至少，那些站出來的人，將站在曆史的正確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