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5日，國聯基金發布公告稱，公司副總經理劉魯旦因個人原因於3月21日正式離任。這是繼2024年7月原副總經理閆軍升任總經理後，國聯基金高管團隊的又一次重大變動。劉魯旦的離任不僅引發市場對國聯基金人事穩定性的關注，也折射出這家千億級公募機構在混合型產品發展上的困境——過去三年間，其混合型基金規模縮水近半，權益類業務持續承壓。
高管頻繁更迭，固收精英劉魯旦“閃退”
劉魯旦的職業生涯堪稱國際化金融精英的典型路徑：清華大學金融學本科、波士頓學院金融學博士，曾任職於德意誌銀行、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機構，歸國後先後在華夏基金、中金公司、摩根基金（中國）等機構擔任固收領域要職。2023年5月，他加入國聯基金前身中融基金，分管固收業務，並於2024年4月升任副總經理。然而，其任職不足一年便匆匆離場，成為國聯基金近年來第三位因“個人原因”離任的副總經理。
國聯基金的高管變動與股權結構深度調整密切相關。2023年，國聯證券完成對中融基金的全資收購，公司更名為國聯基金，正式轉型為券商系公募。新股東入主後，管理層頻繁更迭：2024年4月，公司一次性任命三位副總裁；7月，原副總經理閆軍升任總經理，副董事長張煥南履新。分析認為，國聯證券試圖通過人事調整強化對子公司的管控，但頻繁換帥可能導致戰略執行斷層，尤其對固收與權益業務的協同發展形成挑戰。
混合型產品規模三年縮水近半，權益類業務舉步維艱
與高管動蕩相呼應的，是國聯基金混合型產品的規模滑坡。Choice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國聯基金旗下混合型基金規模為78.74億元，較2021年第四季度的153.26億元縮水近五成；貨幣基金規模也從375.75億元銳減至238.99億元。盡管債券型基金規模同期翻倍至1228.54億元（占總規模近80%），但權益類業務的疲軟令公司陷入“偏科”困境。
這一趨勢在2024年下半年進一步加劇。2024年12月，國聯基金旗下成立僅三個多月的“國聯先進制造混合”因規模低於清盤線被迫終止，成為年內最短命基金之一。該基金由中生代基金經理甘傳琦管理，但成立後遭遇大額贖回，股票倉位僅6.02%，遠低於合同約定的60%-95%下限。國聯基金回應稱，市場低迷和投資者信心不足是主因，但業內認為，公司權益投研能力薄弱、渠道銷售乏力亦難辭其咎。
戰略轉型陣痛：從“信托系”到“券商系”的未竟之路
國聯基金的前身中融基金曾依托中植系背景迅速擴張固收業務，但其“信托系”基因在資管新規後逐漸失靈。2023年國聯證券入主後，公司試圖向“券商系”轉型，發力權益類產品和創新業務，但成效有限。截至2024年四季度，其股票型基金規模僅13.3億元，且近三年6只權益產品淨值虧損超40%。相比之下，固收業務憑借券商股東的資源輸送穩居主導地位，但過度依賴單一業務也加劇了公司收入結構的脆弱性。
新任總經理閆軍的上任被寄予厚望。閆軍擁有央行、銀保監會等監管背景，2022年加入國聯基金後主導合規與戰略調整。市場觀察人士指出，國聯基金權益團隊穩定性堪憂：2023年以來已有9位基金經理離職，包括固收大將哈默轉投國聯證券資管。與此同時，國聯證券正通過資管子公司加碼公募牌照，內部資源競爭可能進一步分流國聯基金的投研力量。
未來挑戰：均衡發展還是固守優勢？
面對行業競爭，國聯基金的現實選擇仍顯矛盾。一方面，監管計劃擴大指數型、REITs等創新產品線；另一方面，國聯基金清盤“先進制造混合”等舉措暴露出權益類產品運營能力的不足。分析認為，在券商系公募紛紛發力主動權益的背景下，國聯基金若不能盡快補足投研短板、穩定管理團隊，恐難擺脫“固收依賴症”，其“千億俱樂部”地位或將面臨更大挑戰。
劉魯旦的離任，或許只是國聯基金漫長轉型中的一個小插曲，但混合型產品的“腰斬”與權益業務的躊躇，卻為這家機構敲響了警鍾：在資管行業淨值化、權益化的浪潮中，單靠固收“一條腿走路”的時代，已然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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