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2010年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4年提出“新5%比旧8%好”，2015年下半年判断中国经济接近触底、未来“经济L型”，2017年初提出产能出清“新周期”，2018年初判断“金融周期顶部”。上述判断在一开始均曾引起争论，但后来均被历史验证并广为接受。前瞻性研究应秉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好的研究是认识时代、认识自己、认识使命。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六大周期叠加：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但可能逐渐见顶回落、金融周期退潮融资形势偏紧、产能新周期起点、房地产周期调控中期、去库存周期和新政治周期。
产能新周期起点和金融周期退潮是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运行的主要逻辑，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接近触底，中速增长平台正在构筑；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流动性退潮，引发P2P暴雷、信用债违约、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股市下跌、房地产调控等，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下半场。中央下定决心，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健康发展，去产能、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政策正着力推动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一、全球流动性收紧，金融市场动荡，贸易摩擦升级
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因此美联储掌握全球流动性的阀门。由于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特朗普减税、全球贸易摩擦导致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新兴市场普现汇率贬值和股市下跌，土耳其汇率崩盘、兑美元跌幅达50%，年初以来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汇率贬值均超过20%，人民币贬值5.9%，已是相当坚挺，但A股上证综指跌幅达27%。80年代和90年代末两次强势美元周期分别引爆了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联储加息自爆次贷危机。
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7月6日打响第一枪以后，8月1日特朗普拟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当前朝野上下，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中国发展高科技带来的产业关系从互补走向竞争，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
2017年中国、美国GDP规模为12、19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经济比重15%、24%，而中国14亿人口，经济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美国3.2亿人口，经济以2%左右的速度增长，大约过10年，即2027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二战以来，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80年代日本在巅峰时期经济规模占美国的40%。
二、内外需叠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家发力基建和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但坚决金融去杠杆和房地产调控
7月31日政治局二季度形势分析会布置下半年工作，强调“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表明中央下半年主要靠发力基建和结构性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经济下行，但金融去杠杆和房地产调控决心很大、暂不会松懈。
产能新周期起点和金融周期退潮是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运行的主要逻辑，前者决定了经济L型的韧性，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接近触底，中速增长平台正在构筑；后者决定了去杠杆的融资收缩，引发P2P暴雷、信用债违约、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企业融资成本上升、股市下跌、房地产调控等。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轮金融周期的下半场，金融去杠杆。
7月社会融资规模新增1.04万亿元，同比少增1242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8.5%，处在近年低位。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2017年去产能、去库存任务基本完成，现在政策重心转向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流动性退潮之后，近期P2P暴雷、信用债违约、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等暴露，企业尤其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按照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
1）7月出口超预期增长12.2%，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抢出口导致出口数据异常大增，下半年出口下行压力较大。
2）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3%，7月当月8.8%，均为近年新低，跟居民收入下降、股市下跌、房贷负债过高等有关。同时，拼多多、美团外卖等火爆，显示居民消费降级。
3）地产销售投资双升，但跟房企加大高周转回款有关，由于融资收紧、一二线限价、三四线棚改货币化安置收紧、个人房贷利率上升等，房企拿地谨慎，下半年全国特别是三四线房市销售承压。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7月新增基础设施行业贷款1724亿元，较6月多增469亿元，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4%和64.1%，分别比上月上升3.8和0.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持续回升，成为经济的积极支撑力量，产能新周期得到验证。
三、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最好的应对是改革开放
对于中美双方如此快速、如此强硬、如此大规模开打贸易战，一开始超出了国内外媒体和市场的预期。直到最近，市场开始正视并接受现实，持久战、放弃幻想之类的理性观点开始逐步被认可，呼唤加快改革应对的积极声音渐起。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初，我们提出了一些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的判断：“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只有深入研究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经济社会背景，清醒认识特朗普新政的核心、诉求和底牌，才能避免战略误判，放弃幻想，着眼长远，沉着应对。
当前市场上流行三类观点：认怂论、强硬论和无视论。
面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有一种悲观的“认怂论”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认为只要中国服软认怂，中美贸易战即宣告结束或重归于好。这种幼稚的观点缺少对大局的深刻洞悉，反映了小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狭隘。当年日美贸易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历时三十年，战场先后经历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半导体，一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9年签订《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方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但美方却步步紧逼，直到日本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落的二十年，再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宣告结束。
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美方试图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而已。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
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难道你以为美国会自然地把世界领导权拱手相让吗？这不仅仅是贸易战，而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是由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文化文明、价值观等差异所引发的世界领导权更迭之争，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第二种流行观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强硬论”。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有种思潮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有实力在经济、金融、资源、舆论、地缘政治等领域对美方全面开战。
这种观点是缺乏理性的自我膨胀。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确实也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我们认为，无论是“认怂论”还是“强硬论”，都是被美方牵着走，中国应采取“无视”的智慧和大局观，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内圣才能外王，而且要广积粮，缓称王。
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四、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周期
近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
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和要素市场化、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当前政策重心转向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具备了坚决的执行力，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过去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项重要经验就是地方试点、试验，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一些问题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得错综复杂，需要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关试验。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什么样的产权更有效率、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降低成本，释放企业家的创造创新活力，能够给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带来发展信心。其中，包括减税、降低制度成本，还包括降低各种办事、费用、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去杠杆、去通道、去链条，防止资金空转、以钱炒钱，必然导致庞氏融资暴露和崩盘。对此，一定要排除万难，坚决抓下去，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监管叠加引发新的风险，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促进金融和实体部门的良性互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我们在业内提出了广为流行的标准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丰富供应主体；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中国经济社会向何处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我们能否成功？值此时艰，正是有识之士投身报国、立言立行的大时代。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应当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展现新时代、新气象。经过改革转型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