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我在3月28日參加博鼇亞洲論壇期間接受騰訊財經記者采訪的主要內容。從2018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看，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三個組的人口之和占總人口60%，但其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速只有4.4%，不足2018年9.7%的名義GDP增速的一半。對這一現象，該如何應對？畢竟這60%的群體是拉動我國消費的主力軍，同時也是社保很需要關愛的階層。
2018中國經濟出現顯著的消費放緩現象。在主要指標的汽車消費上，甚至出現大幅下滑。作為拉動經濟“三架馬車”的消費，是否就此步入疲軟狀態。最近，原子智庫獨家專訪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談當前消費形勢和應對之策。全文一共5000字，需閱讀8分鍾。
以下是李迅雷觀點的摘要：
1、中國高端消費強勁有力，低端扶貧力度較大，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中間階層如何提高收入水平。這部分人群占到中國人口60%以上。
2、成熟經濟體都靠消費拉動增長。要提高消費，首先要增加中低階層的收入或福利水平，可以針對這類階層給予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
3、投資一定要考慮到投資效率，而不是追求地區之間的平衡。把大量財政投入到高鐵上當然有好處，但也要考慮民生方面的投入。
以下是對話李迅雷的正文
原子智庫：您最近寫文章提到，全國60%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4%多一點，遠低於GDP增長，這背後的原因主要是？
李迅雷：數據是根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統計公報出來的，所以它是一個抽樣調查的結果，抽樣調查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應該來說，這也是唯一的官方發布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兩頭增長還可以：一個是高收入組，另外一個是低收入組，增長都在8%以上。只有中間三個組：中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他們收入增速偏低。而這三組加起來占到全國人口的60%，這種增速還是令人擔憂的。
去年中國名義GDP增速是9.7%，這個群體收入增速比名義GDP低一半。這反映出我們將來可能會面臨消費乏力的問題。中國的高端消費沒問題，去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占到全球的1/3。低端扶貧力度比較大，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所以低收入階層也沒問題，主要是中間階層怎麼提高收入水平。
原子智庫：不同群體收入增速差距體現在哪兒？財產性收入差距在擴大嗎？
李迅雷：大致體現在財產性收入上，但財產性收入占比不算大。我覺得更多地跟經濟轉型有關。傳統產業毛利率在下降，很多民營企業日子不好過，總體來講產能過剩。新動能這一塊，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信息產業等等，增長非常快，但這部分從業人員數量有限。新舊動能轉換過程當中，新動能比重過低，舊動能比重較大，這樣會產生社會收入的分化現象。
原子智庫：縮小收入差距是政府這幾年努力的方向。目前這勢頭好像有不斷拉大的趨勢，您覺得未來可以有哪些措施扭轉態勢？
李迅雷：稅收是比較好的措施。比如對高收入組提高個稅征收，比如對投資收益，股權投資、債權投資等方面征利得稅，這些征稅會引起很大反響。還有是房產稅。房產稅對縮小貧富差距肯定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又會引發大家對房地產的擔憂。中國經濟周期很大程度是跟房地產周期相關，能不能犧牲穩增長實現貧富差距縮小？所以這又是兩難選擇。最後還有是遺產稅，可能更加遙遠。稅收是第一個舉措。
第二個舉措是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福利，在養老、教育、醫療衛生等方面給予中低收入階層更多傾斜。它的負面效應是政策杠杆水平會迅速提高，對未來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會不會帶來負面影響，也需要思考。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很多兩難問題，需要慎重處理，穩妥解決，否則稍有偏差，可能會對整個社會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房價上漲刺激消費增長？
原子智庫：您之前撰文稱，房價上漲和居民消費支出存在正相關性。但主流觀點顯然是：過高的房價造成居民負債上升，降低了消費支出。您怎麼看這種分歧？
李迅雷：首先我要講，市場往往會放大或過度解讀我講的某句話。我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目前居民收入增長，增速較低，整個社會缺乏消費亮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三四線城市過去兩年房價漲幅較大，它們的消費占比也開始提高。我僅僅講了這麼一個例子，不是說應該要炒高房價。炒高房價對整個社會肯定不利，會帶來負面影響。對消費來講，長期也會帶來抑制的作用。所以，我不是說認可高房價，恰恰相反，我是認為應該能夠讓房價有所回落，這樣的話對於縮小收入差距是有利的，對未來社會健康發展，也是有利的。
原子智庫：現在市場上有觀點認為，過高的房價導致汽車銷量在去年有很大的滑落，我不知道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李迅雷：我覺得不能把兩個事情簡單關聯起來。居民把大量錢都用來投資房地產，肯定會對消費產生抑制作用。但汽車的負增長更多的是由於前幾年高增長，使汽車普及率大幅上升，是這個原因導致汽車銷量負增長，而不是歸結於住房消費。我覺得不能看到兩條曲線趨勢相同，就認為它是相關，兩條曲線之間有沒有邏輯關系還是比較重要的。
原子智庫：從數據看，一二線城市新增消費其實不及三四線城市，這是否意味着未來下沉市場可能是消費增量主要的來源呢？
李迅雷：我對這樣的相關性研究花了比較長時間。過去一二線城市房價漲幅較大時，一二線消費占比也相應提高，三四線房地產不漲甚至下跌，三四線的消費也下降，彼此之間確實存在一個此消彼漲的關系。我覺得今後幾年，三四線城市消費下沉就不容樂觀了，因為今後可能一二線的房價存在一定補漲的動力，三四線由於房改貨幣化政策的逐步退出，所以說三四線的房價可能會有回落壓力，這樣對三四線的消費也會帶來一定的影響。這兩年我們看到消費下沉，將來未必還會出現這樣持續的趨勢。人口流向總體還是流向一二線城市，未來一二線城市發展的機會，無論投資也好，消費也好，會更加樂觀一點。
原子智庫：在您看來，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者和一二線城市相比，他們在消費需求及消費行為方面有什麼樣的區別呢？
李迅雷：我覺得，首先表現出來的是網購數量明顯上升。一二線城市網購數量從去年8月份之後，出現了一定幅度回落，可能跟收入結構變化相關。三四線城市更多的是消費升級。他們消費的東西不太追求品牌，不太追求質量，現在隨着收入的增長，使得他們對品牌、質量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而一二線城市本身，他們已經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消費升級之後，現在來講消費升級的趨勢是有所放緩。當然一二線城市里面的高收入階層，因為他們本身由於收入的增長較快，所以他們的消費邊際傾向是遞減的，也就是他們錢增加之後，不會把相應的錢按照一定比例來用於消費，他們會把更多的錢用於投資，少量的錢用於消費，所以對他們來講，消費的拉動並不太明顯。
補貼企業不如補貼消費者
原子智庫：很多觀點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其實更多的來源於內需。現在我們看到消費增速還是比較令人擔心的。您覺得政策層面有哪些可以增加居民消費？
李迅雷：我覺得還是要增加消費。很多人看數據時，往往會被統計數據誤導，說消費已經占到50%以上或更多，就以為消費增加導致占比在提高。事實上消費占比提高不是因為消費增長快，而是因為投資下降快。投資占比下降，消費占比自然就上升。或者出口占比下降，所以消費占比相對也上升。
在經濟減速過程中，消費在增量當中占比肯定是會提高的，但在存量當中的占比提高速度就會大大地放緩。所有的成熟經濟體都是靠消費來拉動的，消費占比也比較高。我們要提高消費，首先要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或福利水平。
增加收入水平有一定難度。中國經濟在轉型，傳統產業毛利率越來越低，而中低收入階層所處的行業往往在傳統產業。更現實的辦法是要增加社會福利，給予一些消費退稅，家電下鄉，新能源車的補貼等等，就是要增加這方面的政府的投入。另一方面，在醫療、教育、社保、養老等領域，國家要給更大投入。針對這類階層給予免費教育，免費醫療，我覺得可以考慮。只有這樣消費才能夠帶動起來。否則的話，僅僅要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消費，這個是非常漫長的過程。
原子智庫：現在有觀點認為，政府出台家電下鄉或汽車下鄉補貼，對企業層面來說，短時間里面刺激企業的生產規模的擴大，從更長期的角度來說，對企業可能不見得是一件特別利好的事情。您怎麼看？
李迅雷：對，這涉及到一個兩難的問題。企業如果在補貼中成長起來，一旦補貼取消，他就會面臨更大的壓力。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還是要按照國際慣例來，我們這個補貼是應該補貼給老百姓呢，還是應該補貼給企業？我想更多的應該是直接補貼給老百姓，這樣的話讓企業根據他產品的競爭力來獲得市場應有的地位、應有的份額，這樣會更加合理。
原子智庫：您剛才提到刺激居民消費，政府可能要進行進一步投入。這種投入可能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負債可能上升。很多討論認為，中央財政赤字應該突破3%。今年已經達到2.8%，您認為什麼樣的水平比較合理？
李迅雷：我覺得突破3%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所謂安全線，也是當年世界銀行定出來的，這個標準我覺得應該要突破。歐洲、美國和日本早就突破，也沒有引發什麼問題。從理論上來講，我覺得是可以突破的。
另外從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我覺得中國更具有能力來突破。財政赤字率的分母是GDP，但實際上政府負債要對應政府資產。中國的政府資產應該是全世界國家最多的。我們除了有國有企業，還有自然資源和土地資源，這兩塊是其他發達國家不具備的。這意味着我們中央政府的舉債能力可以更強。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夠單純考慮狹義的財政赤字率，其實還有廣義財政，我們有一定空間可以來做。
原子智庫：您認為空間大概是多大？
李迅雷：我覺得，目前中央政府財政赤字率還非常低。美國政府接近100%，中國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杠杆率水平最多就50%到60%，我算的是包含所有。跟美國比的話，還是低很多。更何況我們有很多資產。美國土地私有，國有企業數量很少，規模很小，自然資源、礦產、森林、水也都是私有的。從這一點來講，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具備更強的舉債能力。
存量時代此消彼漲，要做好資源分配
原子智庫：您之前撰文提到說中國經濟現在可能在進入存量經濟時代，這種存量經濟時代跟過往相比有什麼樣不同的點？
李迅雷：存量經濟時代，理論說就是GDP是零增長，就像日本。中國的GDP有6%以上的增長，現在還不是存量經濟。但是存量主導的特征越來越明顯，畢竟我們GDP增長從百分之十幾往下掉。增量經濟階段，雞犬升天，存量經濟階段，此消彼漲，這個企業做強做大，那個企業就做小做弱。存量特征明顯之後，會產生此消彼漲的效應。
原子智庫：分層分化也是比較大的趨勢，比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利潤向龍頭企業集聚。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怎麼看待這個趨勢帶來的影響？
李迅雷：這個趨勢確實帶來比較大的影響。我們現在的分化遠不如美國明顯，也不如日本、歐洲明顯，這說明我們正處於分化加速的階段。中國的農民工數量和增量在減少，大部分省中小城市人口都出現淨流出，這些現象還會持續。政策層面，資源配置要更加精準化，而不是一廂情願的，比如說哪個地方落後了，我到哪個地方去增加投資，你的資金投下去了，他的人口是在往外走，所以資源配置是不匹配的。
我們要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投入更多教育、醫療資源，更多的社會福利，在人口流出的地方，你要減少它的投資，這樣能夠使得投資回報率進一步的提升，整個社會效率能夠得到提高。否則的話，資源的錯配會導致更大的浪費，順勢而為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現在講很多企業是“頭部企業”。頭部企業肯定有更高效率，能集中更多資源，非頭部企業面臨轉型的風險和機遇，我覺得更多應該轉到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降低制造業的比重。通過市場機制起決定性的作用，對整個社會發展是有利的。
原子智庫：日本鄉村目前出現了明顯的無人化。您怎麼預判中國農村的趨勢，未來會不會也像日本一樣？
李迅雷：中國農村跟日本農村的趨勢會很像，只是遠遠還沒達日本的階段。現在日本農民的收入高於城市平均水平。為什麼還是流到城市？農村它沒有相應的文化娛樂設施，沒有人口集聚，享受不到現代城市的福利。日本農村以老人為主，是典型的老人社會。
中國也面臨這樣的現實問題。農民一定會老齡化，年輕人一定向往城市，這個規律是不可逆轉的。人離開農村之後，農村勞動生產率會進一步提高，更少的人擁有更多資源，用更多現代化設備打造現代化農業，其實對農村發展是有好處的。我們不能說是農村凋敝，而是要說農村新格局會逐步形成。這也符合全球大的趨勢。
原子智庫：政府在基建方面加大投資，一直是托底經濟的方式。這樣的做法有沒有可能用來解決城市分層現象？
李迅雷：中國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數據信息量越來越大。未來三四線城市怎麼定位，都市圈怎麼定位，大家已經意識到這方面的問題，所以有了京津冀一體化，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大灣區這些議題。這些都是要發揮核心城市集聚和輻射的功能。
投資方面，一定要考慮到投資效率，而不是為了追求地區平衡。比如高速公路現在已經明顯過剩，尤其是在西部地區。西部地區要不要再修這麼多的高速公路？這是值得考慮的。高鐵一定要修在人口集聚的地區，修在那些偏遠地區的話，它是沒效率的。高鐵的投資回報率有多少，或投資帶來的社會福利有多少，這是必須優先考慮的。
原子智庫：中國的高鐵線路除了京滬線，其他線路盈利情況都不容樂觀，您擔心未來高鐵會成為中國政府財政的最大的負擔嗎？
李迅雷：所有投入都有擠出效應。我們把大量財政投到高鐵上當然有好處，老百姓也稱讚。其他支出會不會變？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地方需要建設和投入，我們一定要找到最需要的東西是什麼。最可以給人民大眾帶來福利的東西是什麼？我們可以修很多路，造很多橋。造橋修高鐵以後，可能就沒其他方面投入的錢。所以我們還是要有最優選擇。
作者：李迅雷
來源：微信公眾號李迅雷金融與投資lixunlei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