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小说“一七九三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革命军包围了盘踞在古堡中保王党。保王党准备从地道撤走时，房子失火了，眼看古堡中的一个寡妇三个孩子要被葬送火海了，保王党的头从地道里退回来，放弃自己逃生的机会，救了这家人。革命军看到这家人得救了，他们高喊着“国王万岁”冲了上去。故事顺着这个情节展开，笔者的话题则要定格在这个场景上。
革命军的使命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他们表达欢乐的口号却是“国王万岁”。表面的自相矛盾，隐含着内在逻辑的必然。打倒国王是革命军的理性要求，表达欢乐则是他们的感情宣泄，感情表达方式滞后于理性要求，于是只能借用过时的口号了。滞后理性的要求的不仅有感情，更有理性的其它部分。因为理性思考不会齐头并进，而像岩浆下行，各部分流动快慢的差距很大。诚如我国目前的改革，虽然确定要建设公民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提法与这个目标并不一致。譬如，领导最喜欢说的，公众也最乐意接受的莫过于“藏富于民”了。比较历史上对公众牺牲和奉献的太多要求，“藏富于民”有了极大的进步，它可以较好地维护和满足了公众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就像“国王万岁”一样，“藏富于民”也不符合共和国理念与公民意识。
藏富于民or还之与民是个两千多年前就讨论的难题
任何话语的含义不仅在于它的字面，更在于它的话语背景。中国历史上“藏富于民”做的最好的莫过于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和康乾盛世，在那些朝代，所有的财富都属于皇帝和朝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这样的话语背景，“藏富于民”就是将朝廷皇帝的财富放在公众这里。与共和国理念的矛盾正在于此。因为共和国按照“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的原则构建，所以共和国的“财富”不是国家的，不是政府的，而是公民的。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政府把财富给予公众时，就不是“藏富于民”，而只能是“还富于民”。可见，用“藏富于民”来解读政府与公众的财富关系，实际上是将帝王时期的思维惯性带入共和国中。其滞后性等价于“国王万岁”，但其危害性却超过“国王万岁”。因为喊一声宣泄快乐的滞后口号并不妨碍革命军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继续滞后的思维方式则会误导公众对自己权力的认识，从而阻碍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
无需深入探讨，“藏富于民”代表着政府对公众的善意，而善意既可给予，也可收回。公众得到了善意，则理当感恩戴德，政府收回善意，公众也无可抱怨，特别是在财富本来就不属于公众的前提下。而在“还富于民”的话语系统中，财富为公众所有，这是公众的权力。政府不能侵犯公众的权力，也就不能占有公众的财富。公众得到财富不必感恩戴德，因为这财富原来就是他们的。所以公众要将一部分财富交给政府，不是这部分财富归政府所有，而只是由政府代管，以便处置公众个人无法处置的事务，这就是公共财政，它不发生财富所有权的转移。如果政府将代管财富的较大部分用于民生，这也不是政府将它的财富放在公众这里，而是将原本为公众所有的财富交还给公众，所以是“还富于民”。而在“藏富于民”中，财富属于国家，公众缴纳的皇粮国税为朝廷和皇帝所有，作为国家财政，与公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朝廷皇帝将其中一部分给予公众，这就是“藏富于民”。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可见，只有厘清政府与公众的财产关系，才能使公众由政府善意的接受者转变成自己权力的维护者，公众就能自觉地监督政府收钱和花钱，从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政府的善意，而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贪腐，我国经济才能进入规范有序长期稳定运行的轨道。
对两种提法的比较，不仅是咬文嚼字，更是要在一字之差中找出千里之失，百年不同，从而奠定观念领先转换的基础，促成公民社会改革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