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小說“一七九三年”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革命軍包圍了盤踞在古堡中保王黨。保王黨準備從地道撤走時，房子失火了，眼看古堡中的一個寡婦三個孩子要被葬送火海了，保王黨的頭從地道里退回來，放棄自己逃生的機會，救了這家人。革命軍看到這家人得救了，他們高喊着“國王萬歲”衝了上去。故事順着這個情節展開，筆者的話題則要定格在這個場景上。
革命軍的使命是把國王送上斷頭台，但是，他們表達歡樂的口號卻是“國王萬歲”。表面的自相矛盾，隱含着內在邏輯的必然。打倒國王是革命軍的理性要求，表達歡樂則是他們的感情宣泄，感情表達方式滯後於理性要求，於是只能借用過時的口號了。滯後理性的要求的不僅有感情，更有理性的其它部分。因為理性思考不會齊頭並進，而像岩漿下行，各部分流動快慢的差距很大。誠如我國目前的改革，雖然確定要建設公民社會，但是，還有很多提法與這個目標並不一致。譬如，領導最喜歡說的，公眾也最樂意接受的莫過於“藏富於民”了。比較曆史上對公眾犧牲和奉獻的太多要求，“藏富於民”有了極大的進步，它可以較好地維護和滿足了公眾的利益和訴求。但是，就像“國王萬歲”一樣，“藏富於民”也不符合共和國理念與公民意識。
藏富於民or還之與民是個兩千多年前就討論的難題
任何話語的含義不僅在於它的字面，更在於它的話語背景。中國曆史上“藏富於民”做的最好的莫過於貞觀之治，文景之治和康乾盛世，在那些朝代，所有的財富都屬於皇帝和朝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這樣的話語背景，“藏富於民”就是將朝廷皇帝的財富放在公眾這里。與共和國理念的矛盾正在於此。因為共和國按照“財富”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的原則構建，所以共和國的“財富”不是國家的，不是政府的，而是公民的。順着這樣的思路，當政府把財富給予公眾時，就不是“藏富於民”，而只能是“還富於民”。可見，用“藏富於民”來解讀政府與公眾的財富關系，實際上是將帝王時期的思維慣性帶入共和國中。其滯後性等價於“國王萬歲”，但其危害性卻超過“國王萬歲”。因為喊一聲宣泄快樂的滯後口號並不妨礙革命軍將國王送上斷頭台，但是，繼續滯後的思維方式則會誤導公眾對自己權力的認識，從而阻礙國家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換。
無需深入探討，“藏富於民”代表着政府對公眾的善意，而善意既可給予，也可收回。公眾得到了善意，則理當感恩戴德，政府收回善意，公眾也無可抱怨，特別是在財富本來就不屬於公眾的前提下。而在“還富於民”的話語系統中，財富為公眾所有，這是公眾的權力。政府不能侵犯公眾的權力，也就不能占有公眾的財富。公眾得到財富不必感恩戴德，因為這財富原來就是他們的。所以公眾要將一部分財富交給政府，不是這部分財富歸政府所有，而只是由政府代管，以便處置公眾個人無法處置的事務，這就是公共財政，它不發生財富所有權的轉移。如果政府將代管財富的較大部分用於民生，這也不是政府將它的財富放在公眾這里，而是將原本為公眾所有的財富交還給公眾，所以是“還富於民”。而在“藏富於民”中，財富屬於國家，公眾繳納的皇糧國稅為朝廷和皇帝所有，作為國家財政，與公眾沒有什麼直接的關系。如果朝廷皇帝將其中一部分給予公眾，這就是“藏富於民”。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可見，只有厘清政府與公眾的財產關系，才能使公眾由政府善意的接受者轉變成自己權力的維護者，公眾就能自覺地監督政府收錢和花錢，從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政府的善意，而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員的貪腐，我國經濟才能進入規範有序長期穩定運行的軌道。
對兩種提法的比較，不僅是咬文嚼字，更是要在一字之差中找出千里之失，百年不同，從而奠定觀念領先轉換的基礎，促成公民社會改革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