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周一发表观点文章称，在坚称结构性调整应当是重中之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眼中，财政和货币扩张或许已经过时。但在不会阻碍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这些扩张对于提振中国2019年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大有裨益。
图|视觉中国
在2018年令人失望的表现之后，中国经济似乎正在企稳。2019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4%，与上一季度持平。但工业生产增速快于预期，同比增长6.5%(3月为增长8.5%)。尽管与美国的贸易战仍在继续，但出口仍实现增长，只是幅度不大。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3%--较上季扩大 0.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最快(11.8%)，其次是制造业(4.6%)和基础设施(4.4%)。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环比和同比增速均加快。消费增长也如往常般平稳。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人们对2019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6-6.5%增长目标的信心。
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对这个目标区间相当满意。一种解释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6-6.5%，应该据此相应地设定一个增长目标。另一种解释是，较低的增长率目标将为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提供更多空间。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5%。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第三季度的9.7%骤降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6.6%。2008年11月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合6400亿美元)刺激计划很快提振经济强劲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2.1%。但自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持续放缓，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退出了刺激计划。去年，中国GDP增长了6.6%。然而，要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与长期趋势区分开来，并得出中国潜在增长率确实在6-6.5%之间的结论是很困难的。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引用长期供给侧结构性因素--譬如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和改革缺乏进展--来辩称，中国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特征是潜在增长率显著下降。
这也许是真的--在中国人人都认为9-10%的年增长率已经成为历史--但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增长潜力实际上下降了多少。例如，长期供给侧结构性因素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为何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降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7.4%。
不仅长期结构性因素与实际经济运行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存在缺失的环节；目前也还不清楚这些因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GDP增速限制在一个特定水平。事实上，20年前，同样的长期因素曾被用来警告中国GDP增长可能放缓。
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轨道的复杂性，许多经济学家似乎将他们对潜在增长率的评估建立在经济表现的基础上。自2012年第二季度(当时增速放缓至8%以下)以来，中国GDP增速每出现一次下滑，经济学家们就会宣布，中国的经济表现与潜在增长水平相符。
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潜在增长率有各种各样的估测，从5%到8%不等。但是很难确定哪一个是可靠的。一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计算长期趋势时，大多数估测并没有充分摆脱周期性因素的影响。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面临基于过低的潜在增长率估测而制定过低的增长率目标，从而导致实际增长率较低的风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哪怕只有一个百分点的差距，也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巨大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会反驳称，保守的增长目标在为结构性调整提供空间方面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减少中国对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这是中国经济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并不一定需要放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不用说GDP增速了。GDP增长放缓也不是改善金融稳定的先决条件。
在我看来，由于没有人知道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确切水平，所以最佳策略是在不会加剧通胀和阻碍结构性调整的情况下，努力取得尽可能高的增长率。
诚然，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地产投资的强劲增长推动的。由于政府致力于为中国的“房地产热”降温，房地产投资的强劲增长可能迟早会减弱。此外，鉴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依旧紧张，中国2019年剩余时间的出口表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届时为了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和出口疲软的影响，中国必须保持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此，政府应该寻求增加支出(利用财政状况良好的优势)，(在通胀很低的情况下)辅以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坚称结构性调整应当是重中之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眼中，财政和货币扩张或许已经过时。但在不会阻碍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这些扩张对于提振中国2019年的经济表现可能大有裨益。挑战在于达成适当的平衡。
来源：微信公众号路闻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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