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稱已奇跡般地實現了低犯罪社會,但是真相可能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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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稱已奇跡般地實現了低犯罪社會,但是真相可能更為複雜

文 / 夏洛特 來源:第三方供稿

經濟學人分析了中國的犯罪率,認為有些因素被表面的統計數據所掩蓋。

9 月 22 日,在東北城市延吉,一名警察發現自己的手槍不見了。幸運的是,中國警方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監控攝像頭網絡。錄像顯示,槍是在菜市場被盜的。小偷的行蹤被追蹤到大約 500 公里外的一個農村縣城。

數十名警察被派去逮捕他。據國家媒體報道,槍支在失竊後 24 小時內被追回。

中國官員說,這種令人生畏的效率幫助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據記錄,中國每 10 萬人中的凶殺率約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據中國政府統計,2021 年僅有 6522 人被謀殺,比二十年前下降了約 80%。同期,搶劫案下降了 97%,襲擊案下降了 40%。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的說法。近幾十年來,許多國家的暴力犯罪都有所下降。中國不可能例外。那里的平民不能擁有槍支。即使是買刀也需要辦理手續。與此同時,公眾被數以百萬計的監控攝像頭監視着。

調查顯示,與生活在其他地方(包括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相比,中國人對暴力犯罪的安全感更高。

然而,長期以來,分析人士一直對中國的犯罪統計數據持懷疑態度。中國共產黨將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作為統治成功的理由。國家媒體興高采烈地將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描繪成危險和犯罪猖獗的國家。

因此,很難將真相與宣傳區分開來。中國的數字可能粗略地反映了現實,但往往看起來好得不像真的。政治顯然影響着中國對待犯罪的態度。

凶殺案的情況就很能說明問題。2004 年,公安部提出了 "命案必破 "的口號,開始推動地方政府盡快實現至少 85% 的命案破案率。數字表明,壓力起到了作用。一年之內,超過 40% 的縣聲稱新命案的破案率達到了 100%。許多城市,如北京,現在年複一年地宣稱完美破案。

這樣的結果引起了質疑。

例如,2006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北京和深圳(中國南部城市)有記錄的凶殺案中,50% 以上是由不認識受害者的人所為。中國犯罪學專家博格·巴肯(Børge Bakken)說,這很可疑,因為受害者往往是被家人、朋友或熟人殺害的。

誤判可能也是一個問題。在法庭上,99% 的犯罪嫌疑人都被判有罪。警方還被指控對難以破獲的謀殺案件不予登記,以至於這些案件沒有出現在官方數據中。

許多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不太嚴重的犯罪案件中。

中國警方既沒有足夠的資源,也沒有足夠的動力來處理這些案件。警察工資低、工作過度,而且人數相對較少。(據估計,中國每 10 萬人中大約有 142 名警察,而英格蘭和威爾士則有 251 名)。

由於對警察的評估標準,是他們破獲的案件占記錄在案的犯罪案件的比例,因此中國警察經常將棘手的案件掩蓋起來。現就職於北京大學的政治學家劉玉辰在 2021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警察經常忽視街頭鬥毆、小偷小摸甚至搶劫。他們還往往忽視針對外來務工人員的犯罪。

在某些情況下,經濟壓力是案件被忽視的原因。劉目睹了兩家高速公路建築公司的工人打架,磚頭亂扔,工具亂掄,五個人不得不去醫院。警察目睹了這一切,但主管官員卻不讓法院介入。

他希望繼續施工,因為 "除了我們,附近所有的縣現在都有了新公路"。

除了置之不理,還有幾種方法可以讓案件不被記錄在案。由黨控制的居委會偶爾也會處理糾紛。他們的工作是在麻煩傳到更高的官僚機構之前,將糾紛扼殺在搖籃里。有時會鼓勵受害者非正式地向施暴者尋求賠償。

舉報家庭暴力的人,通常會被引導到由國家支持的全國婦聯管理的調解機構。這種做法很少能伸張正義。為了社會穩定,黨更關心的是如何維系家庭。施暴者可能會受到責罵,但正式的懲罰並不常見。

眾所周知,即使涉及暴力,法官也會拒絕離婚請求(離婚男子被國家視為潛在的麻煩制造者),整個系統不鼓勵虐待受害者站出來。

國家掩蓋罪行已不是什麼秘密。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江蘇省一名八個孩子的母親被發現被鎖在外屋。這名婦女的視頻在網上瘋傳。面對公眾的憤怒,當地官員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內容無非是 "沒什麼好看的"。

最終,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害者是被賣婚和非法監禁的。包括該婦女的丈夫在內的三人被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 10 月份發表的講話集中承認,人口販運仍然是一個嚴重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欺詐。

這是官方數據並不樂觀的少數領域之一。在過去的二十年里,詐騙案件數量激增,目前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犯罪都屬於此類。網絡詐騙和電話詐騙最為常見。這類活動無法被監控攝像頭發現。其中一些是由中國公民在國外實施的,通常是在東南亞。

據國家媒體報道,近年來,當局已勸說數十萬名嫌疑人返回中國。警方威脅嫌疑人的家人,以說服他們配合調查。

了解哪些犯罪率在上升,哪些犯罪率在下降,可以讓警方更好地打擊犯罪。但即使是政府,似乎也只能模糊地了解發生了什麼。馬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的犯罪學家蘇珊娜·斯科金斯采訪了中國各城市的警官,她說:"我曾以為派出所實際上掌握着與上報數據不同的準確數據。我的幾個最好的消息來源告訴我,情況根本不是這樣。"

這與中國東部的山東警察學院於 2019 年發表的一篇少見的批評文章不謀而合。這篇文章的作者抱怨說,中國的犯罪統計數據 "不夠詳細,無法反映真實情況"。這使得大數據分析難以進行,而大數據分析可能有助於警方更好地部署資源或制定戰術和戰略。

對中共來說,公眾感到安全可能就足夠了,當局最關心的是那些政治性質的犯罪。批評政府或指責官員瀆職的人可能會因 "尋釁滋事 "而被關起來。這一模糊的罪名還被用來將和平示威定為刑事犯罪。

此類活動從未被忽視。一年前,當一群年輕人聚集在北京的一條河邊,抗議政府嚴厲的疫情管制措施時,包括警察局長在內的數百名警察出來把他們趕走。隨後,當局使用監控工具追蹤並懲罰了一些參與者。

遺憾的是,這樣的努力和資源沒有用於非政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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