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財經報社(北美)訊 中國經濟專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最近以“未來十年，中國的GDP增長率為4%～5%需要什麼？”為題撰寫文章，深度分析中國經濟走向。
佩蒂斯指出，如果中國的GDP要在未來十年繼續以4%～5%的速度增長，那麼其他主要經濟體必須願意減少其經濟的投資和制造業份額以適應中國，或者中國必須制定政策，使增長的重心從投資轉向國內消費。
佩蒂斯表示，中國有兩組不同的經濟學家認為，只要采取正確的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就能夠在未來許多年內實現4%至5%的可持續增長。一個派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必須保持過去三四十年來所遵循的投資驅動和制造業密集型戰略。另一派經濟學家則認為，中國只有大幅降低投資占GDP的比重，並以更大的消費依賴取而代之，才能保持高增長率。
佩蒂斯認為，如果中國要保持2%至3%（或更低）的GDP增長率，這兩種戰略都面臨着巨大的限制，那麼就必須克服這些限制。以第一派經濟學家的觀點為例，如果中國保持目前的增長率，同時保持其高投資和制造業占GDP的份額，其在全球投資和制造業中的份額將遠遠超過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世界其他國家同意通過將自己的投資和制造業水平降低到中國水平的一半以下來適應這種增長，中國才能做到這一點。即使沒有近年來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以及美國、印度和歐盟（EU）旨在促進國內投資和制造業的政策，這仍然不太可能。佩蒂斯表示，第二派經濟學家認為，如果中國要以這樣的速度增長，同時將其高額投資減少到更可持續的水平，那麼其消費增長將不得不激增。雖然這種激增並非不可能，但它仍然需要大量且在政治上有爭議的轉移，而這些轉移很難實施。沒有證據表明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認識到了必要轉移支付的程度，甚至已經開始討論如何克服政治、金融和經濟限制。
中國能否在高投資的推動下保持高GDP增長率？佩蒂斯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全球範圍內，投資平均占每個國家GDP的25%，在本世紀一直保持在23%至27%的狹窄範圍內。當然，並非所有國家都對GDP的投資份額相同。發達經濟體的投資通常占GDP的18%至20%。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通常不止於此，對投資最高的經濟體的投資占其GDP的30%～34%。
佩蒂斯指出，中國目前投資占其GDP的42%～44%。更重要的是，如下圖所示，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從未低於40%;在2010年和2011年，這一比例高達47%。前二十年，投資占GDP的比重較低，但平均仍超過35%，使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成為GDP投資占比最高的國家，也是曆史上投資增速最快的國家。
（圖片來源：carnegieendowment.org）
佩蒂斯表示，雖然中國在全球消費中所占的份額不成比例地小，但它在全球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卻不成比例地大。當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要小得多時，這種不平衡並不重要，但隨着其份額的擴大，它開始變得非常重要。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經濟規模占全球GDP的近18%，是僅次於美國（約占25%）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僅占全球消費的13%，占全球投資的32%。佩蒂斯認為，這些利率很難在不增加債務的情況下維持下去，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赤字經濟體中。如果中國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上升，它們將更難維持。這就是全球制約因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的地方：如果中國保持其在GDP中的高投資份額。佩蒂斯指出，如果投資繼續以與GDP一樣快的速度增長——並且未來十年GDP增長率為4%～5%，那麼中國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將上升不到3個百分點。如果未來十年全球消費和投資之間的關系保持不變，那麼中國在全球投資中的份額從目前的32%增加到十年後的38%，就需要世界其他地區減少投資以適應中國的國內失衡。
佩蒂斯指出，如果中國債務負擔的激增是由其極高的投資占GDP的份額推動的，那麼中國的債務與GDP的比率就需要從目前的略低於300%上升到十年後的至少450%～500%。鑒於中國經濟在目前的債務水平上已經面臨的巨大困難，以及中國在試圖減輕債務負擔方面遇到的困難，很難想象中國經濟能夠容忍如此大幅度的債務增加。
佩蒂斯指出，中國的制造業占該國GDP的28%。這一比例從2020年之前十年的32%下降，但在過去兩年中有所上升。自2021年以來，中國長期存在的房地產泡沫收縮，對中國制造業的投資受到需求疲軟的制約，而不是稀缺的資本，但政策驅動的投資已經從房地產行業轉向制造業，因此對制造業的更多投資意味着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增長。這可能會給世界其他地區帶來問題。雖然中國占全球GDP的18%，僅占全球消費的13%，但目前占全球制造業的31%。如果中國保持4%至5%的GDP年增長率，同時保持制造業在其經濟中的作用，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將在十年內上升不到3個百分點，達到21%，而其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將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達到36%。更重要的是，如果由於投資從房地產行業向制造業的大規模轉移，中國制造業的GDP份額從目前的28%上升到30%，那麼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將上升到39%。為了適應這種情況並防止全球生產過剩危機，世界其他地區將不得不允許其制造業占GDP的份額下降0.5至1.0個百分點。它還必須允許中國的貿易順差激增——目前相當於世界其他地區GDP的近1%——因為中國在全球制造業中的份額增加5-8個百分點，而中國在全球消費中的份額將增加2個百分點。
鑒於中國決心增加對制造業的依賴以推動增長，佩蒂斯預計未來幾年全球貿易關系將急劇惡化，因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將爭奪各自的制造業。現有的“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對經濟體將國內資源用於制造業出口供應側擴張的能力幾乎沒有限制，即使這些政策也抑制了消費和進口的任何同等需求側擴張。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個期望投資受到稀缺資本限制的世界里，就像19世紀的情況一樣，至少可以預期，限制消費的政策將通過增加可用於期望投資的儲蓄額來促進生產性投資。但是，由於這些經濟體的預期投資主要受到疲軟的消費需求的制約，而不是稀缺的儲蓄，因此投資不太可能出現平衡增長。最終結果將是全球需求持續面臨下行壓力，因為主要經濟體通過以犧牲消費為代價來補貼生產來競爭。這只會惡化全球貿易關系，因為最終，只有願意保護其制造業或最大限度地向國內制造商提供補貼的經濟體，才能防止其制造業在GDP總量中所占份額的收縮。
佩蒂斯認為，雖然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在討論中國的增長戰略，認為今天的全球限制因素並不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重要，但當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要小得多，但很明顯，在未來幾年內，這些限制因素可能會變得非常嚴格。如果它們引發了一場涉及美國、歐盟、印度和日本的全球貿易衝突，那麼對於像中國這樣依靠巨額貿易順差來平衡疲軟的國內需求和過度依賴制造業來推動增長的國家來說，其結果將尤其痛苦。
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持續的貿易順差，一個國家只有兩種方法可以平衡供應過剩和國內需求疲軟。一種方式是痛苦的、可能具有破壞性的生產崩潰，就像1930年代初美國最有名的情況一樣，當時美國不得不試圖解決其巨大的貿易順差，而世界經濟的萎縮又因以鄰為壑的貿易和貨幣政策而加劇。另一種方式是盡快提振內需。
佩蒂斯指出，如果中國要在未來十年保持高增長率，但又無法在保持其高投資和制造業占GDP份額的同時做到這一點，唯一的選擇就是大幅提高消費占GDP的比重。盡管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沒有迫切需要從過度依賴投資轉向更多地依賴消費，但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越來越一致認為這種需求。但這也不容易。佩蒂斯對中國的再平衡過程可能是什麼樣子做了兩個簡單（而且相當慷慨）的假設。第一個假設是關於中國可持續投資占GDP的份額。在經曆了四十年的超高投資之後，人們可能會合理地認為，中國目前的可持續投資份額可能處於全球平均水平的低水平，特別是考慮到過去十到十五年中國債務與GDP的比率飆升。畢竟，中國花了幾十年時間將其極高的儲蓄率投入到國內投資中，因此，中國遭受了大量未利用的財產和未充分利用的基礎設施的困擾。
但是，佩蒂斯並不認為中國投資必須接近或低於全球平均水平，而是假設中國可持續投資占GDP的份額可能高達33%至34%。這比目前的投資份額低了近四分之一，但即使在這些水平上，中國仍將在未來十年內成為世界上投資最高的經濟體。
佩蒂斯的第二個（相當慷慨的）假設是，中國有十年的時間將其投資占GDP的份額提高到更可持續的水平。這意味着，在未來十年內，中國的GDP增速將超過投資增速，使投資占GDP的比重下降近10個百分點，達到34%的高位。
正如佩蒂斯在《中國金融市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國要想在十年內將其占GDP的比重降低10個百分點，GDP增長必須每年超過投資增長2-3個百分點。這也意味着，在GDP增長滯後數十年之後，消費增長（大型經濟體的另一個主要需求來源）將不得不加快步伐，並在未來十年的每一年引領GDP增長，同樣是2-3個百分點。
在這種情況下，在幾乎任何GDP增長水平上，投資占GDP的比重都將在十年內下降10個百分點，而消費占比將上升10個百分點。鑒於這些條件，很明顯，實際GDP增長率將主要取決於消費增長率。
佩蒂斯指出，如果中國想保持4%至5%的GDP增長率，中國將不得不制定政策，使消費每年至少增長6%至7%，投資每年增長約1%。任何較低的消費增長率都意味着中國無法在十年內實現經濟再平衡，同時仍保持目前的GDP增長率。
如果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到十年結束時，其GDP將占全球GDP的21%（高於2022年的18%）。其經濟將更加平衡，投資占全球投資的29%（低於2022年的31%），消費占全球消費的18%（高於2022年的13%）。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將上升近3個百分點，其在全球投資中的份額將下降2個百分點，而其在全球消費中的份額將上升5個百分點。
在疫情之前，消費每年增長約4%（此後則更少），消費增長6%～7%是否有可能？曆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模式的這個階段能夠阻止消費下降，更不用說導致消費激增了，但這並不意味着這是不可能的。隨着投資增長放緩，這意味着建造橋梁、火車站和公寓大樓的工作崗位減少，可持續加速消費增長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轉移支付加速家庭收入增長——無論是直接的（如通過工資和其他收入）還是間接的（如通過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
佩蒂斯指出，轉移支付的問題在於，必須支付轉移支付費用，而理論上只有三個部門可以有意義地支付轉移支付費用。一個可以支付的部門是富人，他們消費的收入份額遠低於普通家庭。然而，正如佩蒂斯兩年前所解釋的那樣，雖然富人的財富轉移在美國這樣的經濟體中非常重要，但它們對提高中國消費的影響較小。第二個可能被迫支付的部門是商業部門。例如，企業可以通過提高工資、提高稅收、貨幣升值或提高借貸成本（如果這些與家庭儲戶的更高存款利率相匹配）的形式來支付這些轉移支付。問題在於，由於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主要基於中國工人相對於其生產率所占收入的極低份額，這將嚴重損害中國制造業。唯一可以支付的其他部門是政府。事實上，中國有兩級政府：國家和地方政府。鑒於中國的支付和社會轉移支付結構，以及北京明確拒絕承擔各種債務和調整成本，國家不太可能願意承擔轉移支付的全部成本，這主要需要中央政府借款。這使得地方政府成為最有可能吸收成本的部門。根據佩蒂斯的計算，如果中國迫使地方政府每年將GDP的1.5%左右轉移給家庭，那麼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費的年增長率就有可能達到7%左右。這並不像乍看起來那麼難。盡管近年來現金流壓力巨大，但地方政府擁有的資產可能占中國GDP的20%至30%。
佩蒂斯表示，這種大規模的轉移將在政治上引起爭議，需要在地方和區域層面對廣泛的精英商業、金融和政治機構進行轉型。畢竟，如果中國經濟的結構是圍繞着四十年來家庭直接和間接轉移來補貼制造業和投資——以寬松和廉價的信貸、疲軟的工資增長、被低估的貨幣、過度的基礎設施支出、薄弱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其他顯性和隱性轉移支付的形式——那麼，如果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和參與大規模基礎設施支出的能力不是也非常深刻，那將是非常令人驚訝的圍繞這些轉移構建。佩蒂斯認為，除非世界其他國家願意改變其戰略經濟優先事項以適應中國的增長雄心，否則全球限制意味着，如果不大幅降低投資和制造業的增長率，中國就無法繼續增長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在不大幅下降GDP增長的情況下減少這些增長的唯一方法是通過消費增長的急劇上升。反過來，這將需要扭轉過去的轉移支付方向，唯一能夠為這些轉移支付提供資金的部門是政府。但這必然導致中國和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角色發生急劇變化。這種改變將是困難的。在快速增長的時代，當收入從家庭轉移到補貼首選經濟部門時，主要的政治問題是決定誰是企業和政府的贏家。既然再平衡需要將收入轉移回家庭部門，那麼政治問題就是決定誰是這些部門中的輸家。挑選贏家比挑選輸家的破壞性要小得多，它要麼需要政府結構的轉變，要麼需要接受低得多的增長率——就像大多數其他面臨這個問題的國家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