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的記者格雷姆·伍德采訪了大選前的德國，進入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大本營和選民交流，解釋了德國選擇黨注定會在周日的聯邦議會選舉中表現強勁的背後原因。
上周在慕尼黑，美國副總統萬斯批評歐洲政要未能應對公眾的不滿，指責他們忽視了他所稱的“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非歐洲人的持續流入。
萬斯沒有直接點名，但實際上是在為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辯護。這個政黨最為人所知的政策，就是盡可能多地遣返移民，只要機場能處理得過來。
萬斯表示，他“恰好同意”那些對“失控的移民”感到擔憂的選民的看法，但他對政府試圖壓制公民聲音的做法感到震驚，無論這些公民的觀點如何。
“沒有防火牆的空間，”他說，“要麼你維護民主原則，要麼你不維護。”
德國的主流政治領導人長期以來接受了另一種“非此即彼”的觀點：要麼你建立一堵“防火牆”（Brandmauer）來抵禦極右翼分子，要麼你就有可能讓民主落入真正的納粹手中。
因此，當德國選擇黨去年在圖林根州的州選舉中贏得最多選票時，其他政黨立即高喊“納粹”並組建聯盟，確保AfD無法進入政府。但這種“即使贏了也等於輸了”的安排激怒了AfD的支持者。我最近在這個黨的一些會議上，感受到他們激昂的情緒，仿佛要“攻占巴士底獄”，他們迫切希望推翻這個他們認為正在以“拯救民主”為名竊取民主的舊政權。
與萬斯的觀點不謀而合。
今年可能是“防火牆”倒塌的一年。AfD目前在全國的支持率約為22%，在即將到來的聯邦議會選舉中似乎勢必取得強勢表現。沒有任何其他政黨願意與其結盟，但如果AfD的得票率足夠高，將無法徹底將其排除在決策之外。
今年早些時候，我做好了心理準備，踏入了圖林根州的AfD陣地。
和其他AfD的據點一樣，圖林根州曾是東德的一部分，如今仍然經濟蕭條。自德國統一以來，州人口減少了五分之一。曆史上，這里是德國的文化中心，曾是歌德、席勒和巴赫的故鄉。
在當地最大火車站的橫幅上寫着：“詩人與思想家的土地。”
然而，1929年，這里也是德國第一個投票支持納粹黨的地方。
1月28日，我參加了AfD在伊希施泰特鎮的一場集會。這個鎮約有600人。活動開始於晚上7點，在一個沒有月光的德國冬夜，在空曠的鄉村里，我幾乎像是被蒙上眼睛從火車站一路送來。
沒有商店開門，街道上幾乎沒有路燈。我的出租車司機告訴我，自從當地的汽車工廠、銅礦和鉀鹽礦關閉後，工作機會已經寥寥無幾。
他還問我是否有人說過我長得像馬斯克——世界首富，也是德國以外最熱情的AfD支持者。
我告訴他我不是馬斯克，並希望通過留下微薄的小費來證明這一點。
我是最後一個抵達的。集會在一個普通的長方形社區中心舉行，類似於美國那些人口不斷減少的小鎮上的活動場所。大廳里的人們也讓我聯想到我童年在明尼蘇達州見到的中美洲人群：年過半百、身材魁梧的男性；戴帽子、穿着髒兮兮連帽衫的年輕人；還有一群頭發卷曲的女性，和男人們一樣對飲啤酒。
我買了一杯拉格啤酒，他們邀請我坐在長桌旁。我的杯墊上印着AfD的標誌，還改編了一句德國諺語：“誰不尊重農民，就不配喝啤酒。”
我環顧四周，尋找可能擁有非德國血統的人，直到低頭看到杯底的倒影，才看到一個，就是我自己。
那晚的主題不是號召人們投票給AfD——在場的人早已決定投票支持，而是號召人們公開表態支持AfD，讓德國明白這個運動既無法被忽視，也無法被取締。
“我在2016年加入AfD，”黨內候選人哈澤洛夫對人群說道，“當時支持AfD還是秘密進行的，開黨會時都要在黑暗中偷偷來，生怕被人看見。”
現在，他說，是時候在工作場所、家人之間公開表態：“是的，我支持AfD；我支持驅逐移民，支持‘歐洲堡壘’政策，支持我們偉大的祖國和文化，支持比約恩·赫克。”
赫克是AfD圖林根州分支的領導人，也是黨內極右翼派系的重要人物。他是AfD的反對者們最擔心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AfD與真正的納粹主義者有聯系。
在2017年的一次演講中，赫克曾質疑，德國是否已經過度反思大屠殺，導致負面影響。他表示，德國“需要對紀念政策進行180度的調整。”
赫克曾是曆史老師，而非數學老師，因此“180度”這一說法讓人不清楚，他的意思到底是德國應停止反思法西斯曆史，還是應重新肯定它。
目前，德國政府的一些官員已在討論取締AfD，而在集會上，一些支持者表示，他們認為在選舉中取得強勢表現是AfD唯一的生存機會。因為支持者越多，政府取締這個政黨的難度就越大。
AfD成立於2013年，最初是一個反對歐盟的政黨，代表着那些不滿自己辛苦繳納的稅款被用來救助南歐“懶惰”國家的德國人。十年後的今天，在伊希施泰特的集會上，AfD的支持者仍然對歐盟帶來的官僚主義和稅負感到憤怒。
但如今主導該黨的議題是移民問題，而讓現場人群最為激動的口號是：“Abschieben, abschieben, abschieben!”（“驅逐，驅逐，驅逐！”）
自2014年以來，德國的淨移民人數已超過500萬。其中，超過100萬是敘利亞人和阿富汗人，而在2023年，尋求庇護的人數增長了50%。AfD承諾推行“再移民”政策——盡可能多地遣返或勸離這些新移民，同時鼓勵已經移居海外的德國人回國。
AfD的領導人表示，他們希望讓德國“重新變得安全”，結束“氣候瘋狂”和依賴太陽能、風能的政策，認為德國天氣陰暗、多風不定，不適合這種能源方式；他們還希望將社會福利留給德國人，而不是被外國人“瓜分”。
此外，他們也學會了像萬斯一樣，對德國的言論自由和民主狀況表達憤慨，並主張用“直接民主”取代通過主流政黨運作的民主，以打破AfD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的現狀。
有時，這些擔憂會與德國人長期以來對歐盟及其官僚體系的不滿交織在一起。在集會上，一名演講者將德國政府對本國公民的繁瑣文書要求，與對庇護申請者的寬松待遇進行了對比。
他說，本國公民只要填錯一個選項，就可能被拒絕享受政府服務，而庇護申請者卻可以在沒有任何文件的情況下出現，政府會提供專人幫他們填寫表格，並給予各種便利。如果德國必須是“文書地獄”，那麼新移民也應當承受同樣的折磨。
伊希施泰特的氛圍如此平靜，以至於我很難想象這里會有任何犯罪。然而，附近城市的社會混亂卻深深印刻在集會演講者和與會者的腦海中。這種印象似乎激發了他們對於如何“集中並遣返移民”的設想。
哈澤洛夫承諾，在AfD領導下，圖林根州首府埃爾福特的機場——一個在過去20年里客流量持續下降的機場。將通過在周邊工業區建設“遣返監獄”得到複興，“在AfD統治下的圖林根州，每天都會有幾架飛機起飛，將移民送回他們的家鄉。通過這樣做，我們將為整個德國樹立榜樣，使圖林根州成為‘社會移民’不願到來的地方。”
伊希施泰特的集會結束後，人們紛紛起身準備回家。一些人已經走到門口，這時台上的某人提議，他們應該用幾句德國國歌結束這場集會。所有人都站起來，莊重地唱着。
德國自魏瑪共和國以來一直沿用同一首國歌，並且多年前已經去掉了帶有納粹色彩的歌詞，比如“德國，高於一切”。
然而，在經曆了兩個小時關於“偉大的德國祖國”和“文化”的討論後，又怎麼能不聽到那些被刪去的歌詞在遠處回響呢？
這種聯想對在場的人來說可能是不公平的。盡管他們確實希望驅逐外國人，但他們並沒有使用侮辱性的詞匯，沒有惡意攻擊伊斯蘭教，也沒有直接使用種族主義語言或滅絕主義言論。
他們對被指責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誠的受傷。然而，有些話語，一旦用德語說出來，便不可避免地帶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語就像一座監獄，任何說這門語言的人，都會被某些曆史關聯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國和美國人民”是常見的套話，但“Gott mit uns”（“上帝與我們同在”）卻是納粹的標語。當我聽到一個德國人談論“das Deutsche Volk”（“德國人民”）時，我會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魯格手槍。
人們不得不問：如果我是領導一個不斷被指責與第三帝國有聯系的極右翼政黨，我是會選擇讓這種印象更加明顯的口號，還是會努力消除這種聯想？
AfD顯然選擇了前者，黨魁是愛麗絲·魏德爾，而在集會上，人們經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愛麗絲，為了德國”）。這句話表面上沒有問題，但它聽起來卻極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為了德國”），這是納粹衝鋒隊的口號。
黨內的其他領導人，比如赫克，經常發表一些聽起來至少對納粹遺產持中立態度的言論。赫克曾警告稱，如果德國人不被安撫，他們與生俱來的“條頓激情”將會爆發成暴力。
他還寫道，德國將不得不“擺脫”社會中“太軟弱或不願抵抗日益加劇的非洲化、東方化和伊斯蘭化”的部分人口。後來，他解釋說，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國、稱其為“狗屎國家”或“雜種國家”，或者希望它被轟炸的人，應該離開。
上個月，在埃爾福特州議會，現任政府的領導人馬里奧·福伊特在與赫克對峙時，稱AfD是一個“元首崇拜”政黨。赫克對此作出誇張的驚訝表情，舉起雙手，假裝震驚。
AfD在競選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個人攻擊戰術。
今年，這個黨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爾斯魯厄散發傳單，偽造了一批單程經濟艙機票，日期正好是選舉日。乘客姓名被寫成“非法移民”，目的地為“安全的原籍國”。
“在家也很好”，票上寫道，並附上保證：“公民不會被驅逐。”
但其中的措辭暗示，只要法律允許，所有移民都應被遣返。AfD也屢次被曝出黨內成員有惡劣的曆史，比如騷擾猶太人，或者發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論。
然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因為AfD的實際領導人魏德爾本人與納粹形象完全不符。
她可以用激昂的語氣談論移民問題：“我們上台的第一天，就會封鎖德國邊境”，本月早些時候，她對支持者表示，“不會再讓任何人進入”。
但她對德國以外的世界感興趣，並非出於征服的目的。她能說中文，在中國生活過六年。盡管她擁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侶是一名斯里蘭卡裔女性，兩人共同撫養着兩個兒子。
在演講中，她強調德國必須完全遵守難民法，但她補充說，“庇護是暫時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複存在，庇護也就應該結束。”
即便是AfD的批評者也承認，大多數支持者並非真正的種族主義者，許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於對糟糕經濟政策的不滿。魏德爾擅長引導討論，關注那些無論持何種移民立場的德國人都會認為是“愚蠢”的政策。
畢竟，德國的主流政黨主導時，決定放棄核能，轉向風能和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等於是主動讓自己成為“人質”，以防俄羅斯有一天與歐洲對立。不過AfD與特朗普政府一樣，對俄羅斯非常友好，主張重新開放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的管道，以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並降低價格。
魏德爾之所以能專注於批評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幾乎所有支持大規模驅逐移民的德國人，已經決定投票給她。而那些持中間立場的人仍然在猶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問題是最有效的議題。
在我采訪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時，他對前政府失敗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理性分析。然而，當話題轉向移民時，他的眼神明顯亮了起來，因為AfD已經在這一議題上完全主導了公共討論。
“幾乎每天，我們都會看到關於持刀襲擊、校園暴力的報道，”默勒對我說，“我們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襲擊、馬格德堡的襲擊，以及猖獗的犯罪。這些情況是不可接受的。對社會和我們的選民來說，唯一的答案是‘堅定的政策’。”
如今，德國無法忽視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約41%的犯罪被認為是由外國人所犯。事實也印證了數據：近年來，幾起引起轟動的暴力案件，例如隨機刺殺兒童，都涉及外國人。
（注，作者這里沒有詳細說明，實際上這里說的外國人犯罪絕大部分是違反移民法，而且這里指的外國人和移民並非一回事，由於德國的富裕，很多周圍國家的小偷也會專程前來，像英國的足球流氓也會被算成外國人。）
在我參加的另一場AfD集會中，政治家奧利弗·基爾希納稱德國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評德國願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國人”。
默勒告訴我，他住在埃爾福特的郊區，因此不必每天面對火車站和市中心廣場附近“犯罪猖獗”的區域。他講了一個故事，說他所在郊區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買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們犯了一個錯誤，”他說，“他們本該沿着繁忙的有軌電車線路步行，但他們走上了特羅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說，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團夥襲擊並搶劫。然後，他邀請我親自去體驗一次成為“獵物”的感覺。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說，“那是他們尋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記者外出采訪時的節省程度，因為我根本不需要邀請——我早已預訂了一家位於火車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羅姆斯多夫街的盡頭。
像如今德國幾乎所有的鐵路樞紐一樣，這里也有敘利亞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頭，講着阿拉伯語和阿富汗的語言。由於時差的關系，我經常在深夜步行穿過特羅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無恙地回到房間。
與其說這個區域充滿犯罪，不如說顯得異常冷清，寂靜的街道讓我腳步聲在陰影中回響，宛如約瑟夫·科頓在電影《第三個人》里穿行維也納時的場景。街上的商店——許多是中東市場——天黑後就關門了。
有一兩次，我無意間和幾個年輕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終於“撞上了”一個團夥。但我是個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們在打量我是否適合作為搶劫目標，最終可能還是覺得算了。
有一次，其中兩個人靠近了我，我聽明白了，他們用阿拉伯語討論着要不要去台球廳。
站着無所事事不是犯罪，說外語也不是。然而，以美國城市的標準來看，這條街道極其安全。但默勒的焦慮來自文化衝擊——當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發生急劇變化時，產生這樣的反應並不意外。
那些以為普通德國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歡迎這一變化的人，顯然是自欺欺人。多年來，隨着該地區經濟衰退、人口減少，這些街道早已變得沉寂，甚至比今天還要安靜。
沒有人預料到，當沉默被打破時，打破它的會是敘利亞人的聲音。
這種十年前難以想象的變化，導致了一些對弱勢群體的嚴重誹謗，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這位與AfD最具煽動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問時也會承認，理想中的德國未來不會是過去那種浪漫化的德國——皮短褲、啤酒和瓦格納的時代不會回來了。
我問默勒，他認為德國在哪一年開始走向錯誤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輛裝上了“時光電容器”的奧迪，他會回到哪個年份，重新啟動國家，避免當前的問題。
他回答說，他對德國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對態度，但大約在2000年，德國的邊界開始松動，馬克被歐元取代，那時一切都開始崩潰。我告訴他，我大約在那個時候開始訪問德國，即便當時，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國社會。外國人在這里工作，填補德國人不再感興趣的崗位，這似乎也沒什麼不好。
默勒基本上同意這個觀點，並指出，AfD本身已經從“把所有移民都驅逐出境”的極端立場，調整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即驅逐那些靠領取福利過活的懶漢、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們的選民，也希望我們做出區分，”默勒對我說，要區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會的移民，他們已經是德國公民，沒有制造任何問題。”
他說，“即使在圖林根州，也沒有AfD選民希望我們驅逐醫生、工程師，或來自加納的郵遞員。”
默勒認為，真正的崩潰發生在2015年，當時大批敘利亞和阿富汗難民湧入德國。他承認，如果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髒病專家或工程師，那他們應當被歡迎留下來。但他補充說，目前這種情況只是“理論上的”，幾乎不存在。
他認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沒”了德國，帶來了大量“社會移民”——那些來到德國只是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國經濟能力的敘利亞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國經濟已經不再依賴文盲農民勞動力的情況下，這些人很難立足。
“我們真正需要的技術工人沒有來到德國，”他說。“印度工程師不會來，因為印度工程師會去一個能賺更多錢、稅率更低、子女能在優質學校就讀、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會留在埃爾福特。”
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經常強調的一個主題：他們認為德國已經變成了一個“爛國家”，連德里的工程師都不願意來，而德國必須讓新移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才能讓本國公民的生活變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場總統就職演講中，他談到了“美國大屠殺”，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國同樣糟糕。
令人驚訝的是，當我走進德國——這個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曾稱為“舊歐洲”的中心——卻發現它在政治上變得像美國的“小弟”。
然而，AfD的曆史有着典型的德國特色，這一政黨是50年政治環境的產物——或許這種政治環境“過於平靜”了。德國在經曆了動蕩的半個世紀後，決定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來回避動蕩，被一種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統治：這些官僚通常年紀不小，往往被稱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總是白人。
當然，除了默克爾。
人們很難在他們的名字和面孔之間建立聯系，而這種可互換性反而是一種安慰，畢竟，上一次德國領導人被人們一眼認出時，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
德國的謹慎保守主義可見於基民盟（CDU）前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的競選口號：“不做實驗！”（Keine Experimente!）。
社會民主黨（SPD）作為中左政黨，也采取類似的保守立場：不搞實驗，不搞花樣。
這種如巴伐利亞餃子般平淡無奇的政治格局，面臨着極左和極右勢力的挑戰。激進左翼催生了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紅軍派等暴力組織，其成員最終被追捕入獄。
極右翼的問題更為複雜。西德長期被指控“去納粹化不徹底”，許多政治家和商界領袖都曾參加過二戰，而那些有社會禮儀的人采取“不談戰爭”的態度——如果戰爭被提及，必須以“厭惡”的口吻來談論，任何用中立語氣談論戰爭的人都會被排斥，甚至遭遇更嚴重的後果。
新納粹政黨遭到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Verfassungsschutz，相當於德國的FBI）的強力打壓，被取締。
而那些設法逃脫取締的極右翼勢力，則面臨另一種有組織的政治懲罰：即萬斯所批評的“防火牆”政策。這些極右翼政黨被視為“汙染源”，即使與中間派在某些問題上觀點一致，主流政黨也不會接納它們，而是將其視為“不可接觸者”。
維護這道防火牆的責任被視為如此重要，以至於中間政黨加強了與綠黨及前東德左翼政黨的合作。在移民問題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觀點，即德國未來將是一個移民國家，任何質疑這一願景的人都可能被視為種族主義者。
在默克爾長達16年的執政時期（2005-2021），名義上屬於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漸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場，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歡迎數百萬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及其他戰亂和貧困國家的無證移民。
面對這一局面，默克爾的口號是：“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
漢斯-格奧爾格·馬森，曾是默克爾時期的國內情報主管，在此之前，他負責移民法事務。如今，他已經被基民盟開除，並創建了自己的政黨“價值聯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評默克爾的“事實上的開放邊境”政策。
“對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識形態問題，”他告訴我。“讓數百萬人進入德國，不經討論，這是違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這一舉措後，變得與左翼政黨（如綠黨）沒有區別，而綠黨一直主張將德國改造成一個國際主義左翼社會。
“人們注意到了這一點，”馬森對我說。“如果你投票給綠黨，你得到的是綠黨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給社民黨，你得到的還是綠黨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給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綠黨的移民政策。”
這為AfD創造了機會——當德國人意識到移民問題才是關鍵議題時，AfD已經準備好憑借一貫的反移民立場贏得選民的支持。
這種曆史背景解釋了為什麼德國選擇黨（AfD）最尖銳的攻擊並非針對移民或左翼，而是針對中右翼。
AfD領導人認為，基民盟向左翼妥協，而不是盡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許範圍內的“社會移民”。區分真正的難民和非難民的過程極其複雜，誤判可能導致嚴重後果。面對這一問題，德國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為這本雜誌撰寫過相關報道，但在AfD看來，這遠遠不夠。
在伊希施泰特，丹尼爾·哈澤洛夫警告不要滿足於任何目標，除非是徹底摧毀CDU。
“CDU才是我們的主要對手——不僅在這里，而是在整個德國，”他說。他甚至懶得提及左翼。“只有當CDU以目前的形式不複存在時，我們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對人群說道，“特朗普已經向我們展示了該怎麼做。”
他表示，只有當共和黨建制派被摧毀後，“特朗普和埃隆·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間。”
這會有些人看向了我。
最有可能在本周選舉中獲勝並成為新任總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爾茨。他試圖爭取AfD選民，並推動一項移民法案，而左翼認為法案對AfD過於友好。
哈澤洛夫認為，這是一個騙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選民的選票——一旦成功，就會像以往的政府一樣，想方設法封殺AfD。
“梅爾茨希望在聯邦選舉後取締AfD，”哈澤洛夫說。“這意味着他並不認為我們是明天的夥伴，而是視我們為敵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國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並非由AfD支持者發起，而是由他們的左翼對手針對CDU舉行的。左翼認為梅爾茨已經拆除了“防火牆”，向納粹妥協。
我離開圖林根州後的第二天，在柏林CDU總部外參加了一場抗議活動，感覺就像穿越了時間，從一個幾十年前的小鎮——農民和工廠工人聚集的地方，來到了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學生組織的示威。
抗議者留着尖刺頭發，吃着外賣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腸。年輕的抗議者中夾雜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識分子群體，像是在舊金山灣區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動上能見到的人。
他們告訴我，CDU將AfD選民和政治人物視為潛在盟友，而不是棄民，這等於將種族主義者重新迎回了德國國會大廈。
“我們團結一致，反對所有形式的右翼極端主義，無論它來自AfD還是CDU，”一名手持擴音器的年輕女性對人群說道。她表示，CDU從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現在試圖與AfD合作，充分證明了其偽善。
她說，CDU的虛偽面目已經暴露，任何人都不應再信任它。她帶領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們就是防火牆”）。
這場CDU總部外的抗議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現場沒有任何中右翼成員抗議政策變化。所有的抗議者都是左翼激進派的一部分，他們在向中右翼成員施壓，要求維持移民友好政策。
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動的，中右翼雖然有保留意見，但最終還是接受了。
在我前一天參加的AfD集會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這場抗議的口號則是：“不要相信CDU，盡管它過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這正是聯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間意味着左右受壓，但也有機會同時與兩邊合作，爭取兩邊的選民。然而，在德國戰後大部分時間里，政治聯盟的運作方式與大多數議會制民主國家不同，因為中間派和左翼政黨聯手，將極右翼視為“有毒”勢力。
德國人，尤其是德國人，理應理解建牆的後果：如果你築起高牆，壓力就會在另一側不斷累積，而一旦牆倒塌，平衡的恢複將極為劇烈。即便是“不要對納粹友善”這樣合理的原則，也無法抵消這種水壓效應。
極右翼可以被壓制一段時間，但這只是推遲清算，而非避免發生。
CDU通過將AfD孤立在極右翼陣營之外，避免了與最具爭議的成員產生聯系。然而，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機會，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麼極端的支持者，並向他們解釋，德國可以在保持寬容的同時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國家既繁榮又安全，同時仍然保持德國的身份認同。
當我能夠向斯特凡·默勒施壓，讓他承認加納的郵遞員不應被驅逐時，我發現他更為理性。大多數人都是這樣：如果獨自一人，他們會更加固執，但如果有人與他們進行理性對話，他們往往能表現得更合理。
曾是默克爾同僚的馬森，曾是基民盟在圖林根州的候選人，後來他成立了自己的政黨。他告訴我，他試圖以CDU候選人身份參選，但最終變得難以為繼，因為選民開始認為CDU成了一個“訓誡黨”，一個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黨。
他指出，在前東德，人們經曆過一黨專政，他們知道政治壓制是什麼感覺。
“在東德，如果你是反對派，你在餐館談論政治時必須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聽。現在，AfD的成員也有同樣的感覺。”不過，他承認，現在的情況遠不及東德時期那般嚴峻，但仍然存在問題，例如失業、社交圈受限，尤其是無法自由地與極右翼群體公開結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AfD成員感到他們被欺騙了，他們曾被告知這個體制是開放的，但現在他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說，這不是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