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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鼎:大流行以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迷霧

文 / 夏洛特 來源:第三方供稿

以研究中國而著稱的智庫榮鼎集團,在去年12月13日發布了針對中國利用外資情況的一個分析,與中國官方的結論差距很大,最近一些媒體、學者和官員在引用官方數據來論證中國吸引外資的情況是在改善而非惡化,加美財經編譯了這篇分析,供讀者參考,不代表我們支持文中觀點或者確認其中數據。

Photo byHanson LuonUnsplash

近年來,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彈性一直是激烈爭論的主題。中國的官方數據顯示,自2020年爆發COVID-19以來,FDI流入量創下新高,但在2022年下半年迅速下降。

其他數據和時間點表明,從2020年開始,新流入投資的仍在放緩。在本說明中,我們研究了現有的數據來源,以評估中國自2020年以來的FDI表現,並討論其前景。我們的主要結論是:

顯示2020年和2021年創紀錄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官方數據,被獨特的宏觀經濟條件所推動的短期投資所誇大。

中國的高利率和貨幣強勢吸引了全球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中國。這些短期資本流動的很大一部分被記錄為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證券(或其他)投資。

如果在一個沒有資本控制和外國所有權限制的開放市場經濟中,就不會這樣。

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在大流行的頭兩年里的實際情況是比較低迷的。其他綜合數據指出,在2020-2021年期間,新的綠地項目和外資收購將急劇下降,這與實體經濟趨勢一致。

綠地外商直接投資(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指的是外國投資者直接投資於目標國家的綠地項目。綠地項目通常指的是從零開始建設的新項目,而不是收購或合並現有企業。這種投資有助於目標國家的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生產力,引入新技術和管理經驗。
在綠地FDI中,外國投資者可以選擇投資於各種領域,如制造業、能源、基礎設施、房地產、服務業等。外國投資者可以與當地企業合作建設項目,或者獨立設立全資企業。綠地投資的主要優勢在於它能夠為目標國家提供新的生產能力、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其經濟增長。然而,綠地投資的缺點是建設周期較長,需要較高的投資成本,而且可能面臨政策風險和市場不確定性。

雖然匯總披露的外國直接投資交易的數據集,可能低估了流入量——因為跨國公司越來越不願意公開宣布其在中國的投資,而且這些數據集沒有完全捕捉到多年的綠地項目,但現實沒有官方數據所顯示的那麼樂觀。

自2022年第二季度以來,由於全球貨幣狀況以及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影響,流入中國資金已經急劇放緩。全球利率和匯率預期的巨大變化,對中國增長前景的下調,以及日益嚴峻的國際政策環境,都表明中國將進入一個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結構性下降的時期,除非中國政府進行有意義的政策改革,重新點燃外國投資者的熱情。

強勁官方數據背後的宏觀因素和資本管制規避

中國的官方FDI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在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接收國,並在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繼續吸引高水平的海外投資。

兩個可用的衡量標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的數據(使用國際收支標準)和來自商務部(MOFCOM)的數據(根據方向性原則衡量 "利用外資"),都顯示自大流行病爆發以來創紀錄的流入量(圖1)。SAFE的數據記錄了平均每季度890億美元的FDI流入,幾乎是大流行前的兩倍。


在與大流行病有關的嚴重幹擾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上升期間,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力度令人驚訝,但需要在中國特殊的外部經濟政策配置中加以看待。

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是中國經濟政策方針的一個早期特征,但其他類型的跨境資本流動,特別是證券投資和其他更具投機性質的短期流動,仍然受到更嚴格的控制。

因此,市場參與者依靠外國直接投資結構,將資金送入和送出中國,包括用於通常會在金融賬戶的其他渠道中獲取的金融目的。

其中一個渠道是來自香港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離岸籌款的資金。

從2017年到2021年,中國企業的離岸籌資蓬勃發展,用於繞過資本管制的特殊法律結構(如可變利益實體VIE,即離岸實體在中國 "擁有 "一個子公司,然後在中國 "擁有 "經營實體的利益),導致其中一些資金被歸入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證券投資。

這些資金的很大一部分從中國的國有銀行和投資者流向香港,然後作為外國直接投資流回中國("往返")。

中國官方的外國直接投資統計數據的分類,說明了這種現象的重要性。

2020年,香港、開曼群島和新加坡共占商務部利用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78%,這一數字從2010年的60%穩步增長。在同一時期,中國關於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官方數據,與對應政府提供的流向中國的 FDI 鏡像數據,越來越 "脫鉤"(表明這些政府將這些流出記錄在其他BOP類別中)。

例如,來自香港和新加坡的官方數據,這兩個中國最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顯示,自2015/2016年以來,(流向中國的)直接投資流量要麼持平,要麼下降,而且水平遠低於商務部的數據(50-60%)。


說明金融和宏觀經濟套利考慮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FDI流入,一種方法是將SAFE的季度FDI流入數據與中美利差作對比(見下圖,使用1200萬人民幣的外匯互換點)。

它表明,FDI的流入,與市場對匯率上升和高利率利差的預期密切相關。自2020年第2季度以來,由於投資者決定將現有收益留在中國,並在國外以低利率籌集額外的現金,並引入中國,以從更高的利率和匯率升值中獲益,因此流入量急劇上升。

相反,自2022年第1季度以來,全球貨幣市場的迅速轉變引發了中國FDI命運的完全逆轉: 流入量在短短6個月內從創紀錄的高點(1季度為1020億美元)降至20年來的低點(3季度為130億美元)。


替代數據顯示新的外國直接投資交易的下降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都扭曲了官方統計,因此必須考慮微觀層面的交易數據,以便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趨勢。現在有許多這樣的交易層面的數據集,所有這些數據集都顯示了近年來活動的顯著下降。

金融時報的FDI Markets是全球綠地外國直接投資趨勢的最全面來源之一。根據FDIMarkets的數據,中國新宣布的綠地FDI項目的價值,在2020年開始從以前的趨勢線下降,然後在2021年穩定下來,然後在2022年上半年下降到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

上半年的記錄總額為60億美元,這似乎只能使中國獲得2015年至2019年期間平均每年690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許多商業數據提供商提供了關於中國入境並購的數據,並顯示出類似的趨勢。

彭博社的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19年,中國平均每年吸引價值約600億美元的外國並購競標。2020年,跨境並購交易額下降了38%,然後在2021年趨於穩定。

2022年1月至7月,中國僅錄得價值150億美元的入境並購交易,如果這一趨勢保持下去,中國將達到十多年來的最低年度水平。
外國直接投資的底線:"中國制造,為中國服務 "的粘性

雖然其他數據顯示外國直接投資急劇下降,更符合2022年中國的經濟現實,但這種評估也有缺陷,肯定低估了老牌外國企業為本地消費而進行的大型綠地投資,這已成為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驅動力。

這些投資被低估的原因有兩個。

首先,大型綠地項目的支出是在多年內分攤的。如果一個100億美元的項目是在2015年宣布的,那麼這個總額往往被規定在宣布的那個季度,而實際的現金流是在更長的時間內支付的,即使沒有宣布新的項目,也能維持FDI的流動。

長期投資,支出分散在一段時間內,在支持中國的入境外國直接投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圖5顯示了榮鼎集團關於歐盟在華FDI交易的數據集,以說明多年期項目的重要性。

第二,一旦一個項目完成,往往會導致進一步的擴張。這些擴張往往是由留存利潤資助的,但在一些衡量中國FDI的指標中卻被忽略了,因為關注的是最初宣布的價值。

由於在中國經營和擴張已成為政治上的敏感性,公司越來越不願意公開宣布進一步的支出或新項目。


公司層面的調查和媒體報道顯示,鑒於最近的挑戰,外國公司正在重新考慮其中國戰略,但只有一小部分計劃大幅減少其現有業務存在。

5月發布的一項針對歐洲投資者的快速調查顯示,考慮將當前或計劃中的投資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市場的公司,數量增加了一倍,而中國歐盟商會9月發布的文件也證實了這種惡化的情緒。

然而,在5月份的調查中,近80%的受訪者沒有轉移投資的具體計劃。在中國有持續業務的公司,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退出,許多公司繼續擴大其現有業務。僅在2022年下半年,大眾汽車就宣布對兩家以研發為重點的新合資企業投資高達30億美元;英力士支付15億美元購買上海賽科石化50%的股份;寶馬宣布計劃將電動迷你車的生產從英國轉移到中國。

前景: 長期走低

如果剔除金融套利和資本管制規避的扭曲,2020-2021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比官方數據顯示的要低。其他數據集表明,"實體經濟 "投資實際上自2020年以來一直在下降,與增長放緩和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模式相一致。

這種放緩的外國直接投資趨勢符合中國的情況,即中國更加注重內向型,對改革前三十年的國際經濟交往的開放程度降低。

即使使用誇大的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內向型FDI存量的增長速度。也低於其整體GDP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的FDI強度遠遠落後於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

同時,我們還沒有看到外國公司大規模撤離中國。

近年來,大多數大型跨國公司已采取措施將其在中國的業務本地化,因此,即使是外籍人士的遷移和流行病導致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隔離,也沒有引發逃亡潮。已經向當地資產投入數十億美元的幾個大公司,仍仍然在貫徹他們的投資計劃。

展望未來,中國正面臨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外國直接投資環境。2022年第三季度的流入量降至20年來的最低點,因為投資者正在解除利息和匯率套利交易。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和日益困難的增長前景,抑制了跨國公司的資本支出計劃,特別是那些依賴中國強勁消費增長的公司。

除了國內的不利因素外,多元化和複原力的推動也使前景複雜化。中國嚴格的COVID-19政策造成的供應鏈問題,導致一些跨國公司重新評估將制造能力離岸的做法。我們還看到,在過去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的行業(電動汽車、清潔技術部件、半導體等),出現了多樣化和 "友情外包 "的初步跡象。美國引入對外直接投資審查制度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複雜化,特別是如果這個想法得到其他政府的支持。如果北京不進行有意義的政策改革,重新點燃外國投資者的熱情,這些因素表明,中國可能會進入一個長期的海外直接投資流入量下降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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