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经济学人经济新秩序报道之二。
1919 年，凯恩斯写下了一篇怀旧的文章，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使第一个伟大的金融全球化时代戛然而止。就在几年前，一个躺在床上喝茶的伦敦人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 “将他的财富投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兴企业”。如果他看中的是政府债券，而不是商品或初创企业，那么他可以 ““将他的财富安全与任何一个大陆上任何一个重要市镇居民的诚信相连结，选择哪个市镇则取决于他的偏好或信息推荐”。
这种 “不费吹灰之力，甚至无需麻烦 “就能分享世界财富创造的能力，是凯恩斯成长时代的一部分——这个他所说的“经济的埃尔多拉多……这个经济的乌托邦”，而这一切都被1914年爆发的战争所破坏。
经济的埃尔多拉多，这一表达用来描述一个理想化的、富饶的经济境地，其中富有和机遇似乎无处不在。这个词组来源于传说中的埃尔多拉多，一个据说充满黄金和珍宝的神秘之地，很多探险者曾梦想发现它。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金融全球化的第二个时代，为短线交易者提供了一个选项菜单，让凯恩斯想象中的绅士汗颜。虽然欧洲战火重燃，但真正关闭的金融渠道却寥寥无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股票和债券市场全面关闭的情况没有重演。
2024 年的伦敦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全球几十个股票市场中任选一个进行投资。
然而，全球金融体系正在重塑。一再发生的危机以及西方国家未能遏制危机的影响，促使中等收入国家努力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加强机构建设，使自己免受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
美国主导的金融战推动了平行体系的建立，山姆大叔鞭长莫及。这两种趋势产生了一个比旧枢纽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辐条模式更加分散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除了美国之外，各国还有其他选择。
第三个趋势是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冲突日益加剧，有朝一日可能会迫使一些国家选边站。迫在眉睫的威胁是整个体系分崩离析。
首先是一些国家坚定地走向自给自足，而不是希望依赖变化无常的全球资本。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受害者，就组成了一个重要的集团。这场危机始于对泰国铢的投机性攻击，当时泰国铢与美元不可持续地挂钩，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东南亚、韩国和香港大部分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台风。
这场危机的破坏性如此之大，部分原因是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在此前几年迅速增加。许多债务都是从海外借来的，期限短，用的是外币。1997 年 7 月，当泰国的汇率挂钩出现问题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风险有多大。
中央银行被迫让泰铢贬值，导致美元债务的本币价值飙升，这种模式随后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重演。仅这一点就足以让高杠杆企业陷入困境或破产。但随后全球投资者大规模逃离该地区，不分青红皂白地撤出头寸。
结果，短期外债无法展期，引发了一场融资危机，导致更多违约，加深了多国经济衰退。
东南亚最大银行DBS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克利福德·李（Clifford Lee）指出，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入境投资实施更多控制。这限制了企业获得资本的机会，也限制了长，但防止了类似的脆弱性再次出现。
同样来自DBS的卡鲁尼亚万尼奇指出，与此同时，亚洲各国政府正忙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上市。
正如卡鲁尼亚万尼奇所说的那样，资本管制、高储蓄率和一系列 “皇冠上的明珠 “资产的上市，为地区资本市场注入了活力。随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陷入 2007-09 年的金融危机，而东南亚相对安然无恙，各国政府开始以本国货币而不是美元发行大笔主权债务。
李说，现在，亚洲企业发行的债券往往在区域内就被买走，因为财大气粗的国内投资者出价高于伦敦和纽约的同行。
与此同时，在全球中等收入国家，金融和经济机构变得更加强大，能够更好地抵御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许多国家储备了大量外汇，能够保护本国货币不受投机性攻击或危机的影响。中央银行变得更加独立，往往采用富裕国家长期青睐的通胀目标授权。
在最近的全球通胀飙升期间，巴西、智利、匈牙利、秘鲁、波兰和韩国的货币监护人，早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之前就开始提高利率，并成功地冷却了不断上涨的物价。
这些变化逐步削弱了西方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好事。更强大的央行机构显然是一个福音。东南亚的资本管制有助于避免不稳定资金流入造成的不稳定，并迫使国内市场走向成熟，为地区快速增长的企业提供了有耐心的天然资金来源。
而且，这些措施并没有切断地区与国际金融的联系。新加坡金融区的摩天大楼上仍然装饰着跨国银行的标志；外国资本仍然流入流出。
不过，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第二股力量，就不那么温和了：美国及其盟国越来越多地将其用作武器。经济战争并不新鲜。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32 年雅典禁止与邻国梅加拉（注，希腊阿提卡的一座古老城市）进行贸易。但 21 世纪的经济战不仅涉及贸易禁运，还涉及金融系统本身的武器化，将经济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追踪的电子支付、美元在全球金融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银行的中心地位，使美国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有能力将银行或整个辖区从金融体系中剔除。
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多人正在寻找替代美国控制的金融杠杆的办法。
山姆大叔的长臂
2001 年 9 月 11 日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加强了对外国金融的控制。财政部在寻找防止未来袭击者获得资金的方法时，看中了SWIFT公司，这是一家全球金融合作机构，利用信息服务为大额跨境支付提供了便利，数据可用于追踪交易，发现恐怖分子和金融家之间的联系。
同样的金融图谱，也可以帮助美国财政部发现了其他联系，外国银行与受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联系。《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是 “9-11 “袭击的另一个产物，赋予了财政部将这类银行赶出市场的权力。
这一武器的应用，在 2005 年 9 月针对澳门三角洲银行（BDA）的制裁中得到了体现，随后在 2018 年 2 月针对拉脱维亚ABLV银行的制裁中再次使用。这两次的真正目标都是朝鲜。财政部指责这些银行帮助朝鲜政权违反国际法，部分原因是帮助资助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并宣布正在考虑将这些银行指定为 “主要洗钱关注对象”。
根据《爱国者法案》，这一措施可能导致美国银行被禁止向BDA和ABLV提供 “代理账户”，这意味着不能再通过美国银行系统转移美元，这将阻止银行为客户执行美元交易，实际上将他们拒之于国际金融大门之外。
在十天内失去一家银行
对于世界各地的其他银行来说，继续与BDA和ABLV开展业务将冒着被认定为洗钱者的风险。
每个案例的影响都是直接而巨大的。全球银行纷纷从这两家银行撤资。在财政部发布公告后的几周内，两家银行都面临着流动性危机，管理层被监管机构查封。
崩溃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财政部的指控无法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现在，在拜登于 2023 年 12 月签署的行政命令的帮助下，财政部可以对任何被认为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外国金融机构给予同样的惩罚。
美国及盟国还有其他方法将敌人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清除出去。自 2008 年起，美国银行被禁止为伊朗银行提供美元清算便利，即使是在美国境外开始和结束的交易（如外国公司购买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也不例外。
2014 年入侵克里米亚后，西方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实施了制裁，禁止其在美国和欧洲筹集股本或债务资本；2022 年实施的制裁禁止了更多的交易，并切断了与SWIFT的联系。
这些禁令在美国境外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反应。德勤2009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金融机构将美国的制裁名单作为与哪些公司开展业务的指南。
所有这些制裁，都促使那些可能成为制裁受害者的国家想出变通办法，这意味着他们要减少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对伊朗来说，这意味着向愿意冒美国怒火的私营炼油厂出售石油，而且很可能不是以美元出售。对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要建立由俄罗斯中央银行运营的MIR网络，在没有西方银行卡公司的情况下为国内支付提供便利。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采取任何变通办法，来抵御美国在 2022 年对俄罗斯实施的类似制裁，即动用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这反过来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对中国采取这种行动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
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经济竞争是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第三股力量。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支付网络，与西方隔绝，部分原因是为了抵御未来针对中国的任何制裁。但中美剑拔弩张的影响更为广泛，还是看看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
中美两国设置的最明显的障碍，在于跨境投资审查计划。美国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一直在审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入境投资，但最近变得更加忙碌了。2022 年，在交易量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审查了 286 项交易，是十年前的两倍半。
拜登指示这个机构关注供应链安全和技术领导力，这也扩大了部门的权力。英国于 2022 年启动了自己的投资审查制度，同样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并在首个报告年度审查了 866 项交易。去年，日本在其外国投资筛选制度中增加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九个行业。欧盟也在考虑加强自己的筛选规则。
更新的是美国控制对外投资的做法，即压制公民在全球至少一些地区的新企业中进行财富冒险的能力。
去年八月拜登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财政部审查在 “受关注国家”（指中国）的 “敏感技术”（指先进芯片、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投资，理由是国家安全高于投资回报。
理论上财政部只会对少数行业进行筛选，问题是这些行业恰好是投资者最感兴趣的行业。而国内的政治考量很可能会加大审查力度。CFIUS 正在审查盟友日本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提议，美国这家公司肯定并拥有并不敏感的技术。特朗普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建议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将那些会对美国造成 “长期经济损害 “的投资纳入其中。
对冲风险
面对这一切，国际企业和投资者纷纷采取行动，避免陷入中美分歧的任何一方，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红杉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在去年 6 月宣布将分拆为美国、中国和印度业务。新加坡的银行家们说，成群结队的公司从中国迁往更加中立的新加坡，甚至还有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上市，尽管他们预期这样做会降低估值。
一位新加坡银行家说，几年前，跨境筛选规则的激增可能会促使中国企业三思而后行，仔细选择谁作为主要投资者。毕竟，从一家西方公司那里获得一大笔所谓的耐心资金，然后又被其政府强迫弃船，这样做的价值不大。
但如今，这种担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那些已经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才有可能投资。
这种分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令人担忧。资本自由流动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机会，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纷争中，这些资本流动的逆转会引发各种问题。外国资本的突然撤出会引发资产价格崩溃，威胁金融稳定；还会使国家失去在国际上分散风险的能力，从而更容易受到冲击。
到目前为止，这一临界点还没有到来，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跨境资本流动急剧下降，剩下的资本流动也越来越多地以地缘政治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