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加坡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在project-syndicate网站的专栏中写道，一直有一种共识认为，西方工业化经济体只有通过根除腐败才能实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结果现代中国快速的 GDP 增长打破了这一模式。但是如果对美国历史进行清醒的评估，可能会看到中国并不是那么独一无二。
即使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仍然需要承认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 20 世纪 80 年代接受资本主义以来，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腐败丑闻接连不断。
经济学家保罗·莫罗称中国是一个 “巨大的异类”，因为同时拥有高速增长和普遍腐败。
一直存在的共识是，西方工业化经济体正是通过消除腐败和建立善治实现了繁荣。跨国统计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研究采用全球腐败感知指标，一致认为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腐败的情况下仍能快速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持续繁荣之后，现在才开始放缓？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这场辩论，尤其是重新审视西方历史的流行说法和全球腐败指数的有效性。
事实上，稍微追溯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并不那么独特。十九世纪末，美国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时，也曾经历过猖獗的腐败。但美国镀金时代的许多事情早已被人们遗忘。
全球腐败指标可以反映 “穷人的腐败”，但无法反映 “富人的腐败”。依靠这些片面的指标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并不一定消除了腐败；相反，其腐败朝着合法化的精英交易演变，而这种交易往往会催生金融泡沫。
因此，只有以理想化的西方为基准，中国才会显得反常。但一旦神话被剥离，就会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西方。
美国优先
臭名昭著的掠夺性国家（如尼日利亚），与美国和中国这样经过了镀金时代的国家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区别。重要的是腐败的质量，在美国和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败逐渐从暴行和盗窃演变为更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交换。
即使政府不断遏制贪污和敲诈勒索等掠夺性腐败形式，”通道资金”（精英之间的恩惠交易）仍呈爆炸式增长，使政客和与政治有关联的资本家富得流油，从而加剧了不平等，助长了高风险的商业交易。
在美国，这种裙带资本主义引发的问题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曾多次爆发。例如，1837 年的大恐慌部分是由高风险、不透明、腐败的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形式引发的，这与中国今天的困境极为相似。
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中国是一个 “异类”，那么它的特殊性仅与实际的西方历史道路相当，而不是今天传统智慧中的神话版本。
在美国镀金时代，资本家与政客勾结，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事实上，一些政客本身就是资本家，比如强盗大亨利兰·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坦福利用自己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特权，唆使州议会为其公司的铁路项目提供补贴，将利润据为己有，而将风险转嫁给社会。
众所周知，他的合伙人将公司股票装在鼓鼓囊囊的手提箱里，作为对政客的贿赂；为了降低铁路建设成本，他的公司从中国引进契约工人，当工人提出抗议时，就用饥饿得服服帖帖。
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在发展经济学中被抹去了很多。标准的论述倾向于从西方历史中挑拣片段，夸大一些著名事件（最著名的是 1688 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忽略了勾结和剥削的不便现实。
虽然 “光荣革命 “确实加强了议会（当时仅代表地主精英的机构）相对于君主制的地位，但广为传颂的 “光荣革命 “直接导致工业革命的说法却令人生疑。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英国政府在革命后实际上变得更具掠夺性；但这些发现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因为不是当权者想听到的。
已故的萨莉·恩格尔·梅里认为，这些全球指标 “传达了一种客观真理的光环……尽管在构建这些指标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和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都证实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腐败仅限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全球北方国家大多是良性的。
政治学家阿丽娜·蒙吉乌·皮皮迪甚至得出结论说，”经典表现者 “英国和 “拥有欧洲后裔的大英帝国分裂国家 “，已经达到了 “道德普遍主义 “的终极状态。在这些天赐之地，”平等待遇适用于每一个人”。
这种说法与当今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极端不平等和更普遍的民粹主义反弹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与穷人的腐败相比，全球衡量标准系统地低估了我所说的富人的腐败，这种腐败往往是合法化、制度化和模棱两可的不道德的”。
根据设计，评估腐败的标准方法让富裕国家看起来很清廉，而忽略了近年来曝光的所有复杂的黑钱政治和金融骗局。
腐败是如何演变的
官方衡量标准无法反映腐败的本质，因为将腐败视为一个可以用 0-100 分来衡量的单维问题。但是，腐败可以有多种类型，每种类型都会造成不同的危害。因此，我将腐败分为四类：小偷小摸（街道官员的敲诈勒索）、大肆盗窃（政客的贪污）、快速敛财（为克服官僚障碍或骚扰而进行的小额贿赂）和通道资金（为换取独家、有利可图的特权而进行的巨额贿赂，如合同和救助）。
小盗窃和大盗窃就像有毒的毒品，会摧毁任何经济。而快速敛财更像是止痛药，可以帮助小企业克服繁文缛节，但不会帮助它们成长。
另一方面，”通道资金 “就像类固醇：资本家向政客们大肆敛财，不仅是为了避免阻碍，更是为了购买有利可图的特权和恩惠。交易者发财了，但危险的副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
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腐败从盗窃和小规模贿赂发展到合法化的寻租交易。镀金时代的丑闻，促使进步时代大力进行行政改革。进步人士废除了政治分赃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不再需要通过收取费用和索贿来获取收入的专业公务员制度。
透明度和会计规定遏制了公共资金的滥用。扒粪记者揭露了滥用权力的行为。历史学家丽贝卡·梅内斯写道，到 20 世纪初，”贪污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发生得如此之少”。
但资本主义对政府的影响仍在继续。铁路作为当时最赚钱的行业，扩大了游说活动并使之专业化。公司不再向政客行贿，而是雇佣在华盛顿有朋友的团体来争取补贴、土地赠予和其他优惠。这一基本制度至今依然存在。
2015-23 年间，州和联邦层面的游说活动花费了 460 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组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游说越多的美国银行承担的风险越大，从救助中获益也越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尽管与美国相比，中国还很年轻。在中国发展的早期阶段，盗窃、小规模贿赂和敲诈勒索很常见。但 20 世纪 90 年代的能力建设改革，提高了政府控制渎职行为的能力。
如图所示，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盗窃（贪污和滥用公款）发生率远高于交换型腐败（贿赂）。但在十年内，这种模式发生了逆转：贪污案减少，而盗窃案激增，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高级官员也越来越多。
然而，在中国，美国制度化的获取金钱模式仍然是非法的，而是根植于个人关系之中。
经济兴奋剂
中国旧有的发展模式只注重 GDP，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资金使少数资本家富裕起来，他们花钱购买特权，并奖励为其利益服务的政治家。
当然，这种制度也激励官员们追求反常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为自己和亲信谋取最大利益。从 2000 年代开始，地方政府变卖土地，过度投资房地产，因为这是填补国库的同时中饱私囊的最快捷方式。
与此同时，这些官员却没有什么动力为在工厂和建筑工地上劳作的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廉价住房。结果，数百万需要住房的工人阶级家庭买不起房，而富人却在抢购空置的豪宅。
在鼎盛时期，得到政治支持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廉价贷款，而监管机构却对先卖房再建房等高风险的商业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纵容。数十名政客也被卷入了这场长达 20 年的快速获利狂潮中。
例如，前司法部长唐一军因与去年申请破产的房地产巨头恒大有关联而受到调查。
2020 年，中国中央政府宣布了 “三条红线”（限制借贷），以遏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举债，开发商独享的宽松信贷被切断。就在那时，纸牌屋开始倒塌。最先倒下的是恒大，创始人许家印曾是亚洲首富。许多动用所有积蓄购买恒大公寓的家庭现在无家可归，供应商拖欠货款，引发了债务、失业和消费疲软的螺旋式上升。
习近平主席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了中国的 “镀金时代”。前几任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挑战，是通过增长减少贫困，而习近平则必须应对裙带资本主义和投机泡沫的反弹。他希望通过命令和控制的方式，结束中国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加速向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清洁、高质量发展转型。
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进步领导人不同，他拒绝将政治进步主义作为解决增长失衡的办法。
他能否实现自己的 “红色进步主义”，我们拭目以待。从美国的历史来看，泡沫破灭后，经济需要经过多年的痛苦调整才能重新站稳脚跟。
看看细节
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这种观点是基于使用全球指标进行的跨国研究，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消费物价指数等全球指标主要或仅反映 “穷人的腐败”，而 “富人的腐败 “则更难确定和衡量。但这并不能成为假装 “富人腐败 “不存在的借口。
对腐败进行拆分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腐败与收入的相关性是不同的。在我自己设计的 “松绑腐败指数 “原型中（指数涵盖了上述四种腐败类型），可以预见的是，速度型腐败主要集中在穷国，而获取型腐败则在穷国和富国都存在。同样，在税收正义网络的金融保密指数中，高收入国家也名列前茅。这两项数据与消费物价指数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始终将富裕国家视为最干净的国家。
需要明确的是，高收入国家的通道资金并不意味着有助于增长。相反，通道资金应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导致过度风险和扭曲的秘诀，最终会爆发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崩溃都是如此。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 “镀金时代 “，确实完成了提高数亿人物质生活水平的伟大壮举，但这种增长是不平等和不可持续的。归根结底，这两个时期都是肆无忌惮的裙带资本主义的警示故事，而不是盲目效仿的典范。
经济学家们也应该听从他们的同事张夏准（注，韩国发展经济学家)的建议，”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历史的,而不是主流制度经济学所特有的童话式的世界历史重述”。
在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中，西方社会并不是大刀阔斧地一步就建立起理想的制度和良政，然后永远繁荣昌盛。西方在其发展初期所进行的政治和制度改革，只是局部的，正如我们在现代中国所看到的一样。光荣革命以富裕精英的民主代表制来缓和君主制；同样，邓小平为中国的一党制注入了部分权力限制。
在美国，腐败最初十分猖獗，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合法化的通道资金；中国已经部分重演了这一发展路径。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必须避免简单地从当今富裕国家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腐绝对必要，但仅靠反腐不足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如我在《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一书中所解释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友好的国际关系、政治稳定、适应性治理以及私营企业家精神等等。
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增长，并没有带来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只是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更加棘手的中等收入问题。
关于作者：洪源远生于新加坡，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6 年）和《中国的镀金时代》（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 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变易系统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2018年，洪源远获选由卡内基基金会设立的“安德鲁·卡内基杰出学者”，探索“以新思维解决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