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网站,作者詹妮弗·林德是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副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副研究员,她是《专制2.0:崛起的中国如何重塑暴政》的作者。
大国政治的动荡塑造着世界,对各地人民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不论是好是坏。
大国之间的战争导致数百万人丧生;战胜的大国也建立起国际秩序,其规范和规则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大国还会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既有隐秘方式,也有公开方式,有时甚至使用暴力。
换句话说,大国的确具有重大影响。
大国数量——即大国格局,也同样重要。回顾过去三十年的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由于不再受另一个大国制衡,华盛顿在全球部署军队,并在多个国家发动军事行动,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塞尔维亚。
而两极格局下的危险则不同。在双极结构中,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激烈,为了建立势力范围和缓冲区,不断扶植代理人政权、扶持傀儡政府。至于多极格局,即三个或更多大国并存的局面,则被认为最容易引发战争,因为联盟不稳,结盟关系变动频繁,使得力量均衡难以判断。
尽管某一时点上大国的数量确实重要,但没人能就“大国”如何定义达成一致(也就无法准确统计数量)。人们对成为大国的条件——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什么或达到什么程度,也存在分歧。
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始终在变化。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宣称他的国家将“埋葬”美国,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美国人担心会被“旭日东升”的日本赶超。
如今,学者和决策者争论中国是否将成为美国的对手超级大国,抑或已经开始衰落。与此同时,印度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让许多人宣称多极格局已经来临。
关于全球力量对比的观点高度分化,因为尽管“实力”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却始终难以明确定义。
为了应对这一难题,我开发了一种比较国家实力的方法。这种方法利用现代与历史数据中的通用指标(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军费开支),来划定大国地位的门槛。
研究发现,争论中国是否正在追赶美国没有切中要害。在全球体系中,大国往往远弱于最强国家,但依然会卷入危险的安全竞争。
此外,我的方法显示,当代中国的实力已经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因此,现代中国不仅是大国,还是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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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当今世界是双极格局。许多中等国家在各自地区内扮演重要角色,但只有美国和中国超过大国门槛。这一现实解释了美中不断上升的紧张关系,也表明其他国家将越来越难以在这场对抗中保持中立。
双极格局有助于解释美国近年来对拉丁美洲的关注。在那里,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重大影响力。
随着美中竞争持续升温,华盛顿将越来越难以容忍这种渗透,正如中国也可能拒绝接受美国在其“后院”的政治与军事介入。
可衡量的大国
我的方法从一份清单开始,这份清单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协助下编制,列出了自1820年以来不同历史体系中的大国。
尽管学界常就“实力”与“大国”的定义存在争议,但这份名单反映了共识,确立了关于历时力量对比的“基本事实”。
接着我利用历史数据评估哪些指标最能准确还原这份清单。每个国家的指标以比例形式衡量,即指标在该国与当期最强国家的对比。
例如这些指标显示,19世纪初期,美国尚未成为大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落后于英国。但这些指标也展现出,美国如何在19世纪后期超越英国,成为大国。
研究表明,有两个经济指标能有效识别大国:GDP,以及将GDP与人均GDP相乘的复合指标。
此前一些学者曾指出,第二个指标能同时捕捉到大国的两个关键维度,经济总量与国家财富。我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因为能清晰区分大国与其他国家。
也就是说,较小的国家在这两个经济指标上得分较低,而大国得分较高,大国与非大国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但人均GDP这一指标表现较差,无法区分大国与非大国。许多非大国国家人均GDP较高。此外,人均GDP还容易掩盖区域差异。例如,中国和印度同时存在大量高收入人群与极低收入地区。由于人均GDP是平均值,容易掩盖这种区域差异,可能错误地将国家判断为中等水平,而忽视其拥有富裕、技术先进地区的事实。
这些地区具有潜在实力,并可能带来地缘政治影响。
总体而言,这一方法为识别大国提供了可量化的标准。我将“大致正常的大国”,定义为历史上所有大国中处于中间50%的国家(排除最强与最弱)。
这些国家的GDP大致在最强国家的17%至45%之间,中位数为27%。因此,GDP超过最强国家大约27%的国家,经济能力高于历史上的大国中位水平。
一个国家是否能被认定为全面大国,还取决于其在其他指标上的表现,但这一方法能揭示一个国家是否超过基本的大国门槛,也能识别其实力相对较强或较弱的方面。这种评估有助于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实力转移,也为观察当今力量格局的变化提供有价值工具。
例如,中国是否衰落,印度是否崛起。
第二名的苏联
根据这一分析方法,问中国是否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经济,并不是正确的问题。从历史来看,最强国家与远弱于自己的大国竞争非常激烈,这些国家的GDP往往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换言之,中国并不需要赶超美国才能成为大国和竞争者,冷战时期的苏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冷战期间,苏联被视为超级大国,是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但苏联的GDP最多只达到美国的40%。尽管差距巨大,苏联仍对欧洲构成区域霸权的威胁。
莫斯科主导了复杂的全球情报行动,向全球各地的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向世界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经济上落后于美国,苏联仍然令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数十年高度关注。美苏两国建立起庞大的军队,展开核军备竞赛,在无数次危机中将世界推向核战边缘。
今天,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远超苏联,具备完成苏联当年所能做的一切,甚至更多。在复合指标(GDP乘以人均GDP)中,大国的正常范围是领先国家得分的8%至28%,中位数为15%。中国当前为36%,远高于历史上大国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得分也超过苏联,苏联在1970年达到峰值时仅为16%。
在GDP这一指标上,中国的相对优势同样明显:得分为130%,远高于27%的中位数。怀疑者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即使中国真实的GDP远低于官方数字,中国在GDP指标上超过正常范围的幅度,仍然足以使其被视为大国,也远高于苏联当年44%的得分。
只有在一个方面,中国不如苏联——军费开支。
苏联的军费曾达到美国的100%,而中国今天为32%。但苏联为了实现如此高的军费比重,必须将高达14%的GDP投入国防,最终被证明难以为继。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只将大约2%的GDP用于国防,意味着仍有空间大幅提高军费,同时维持在总体上可控的水平。
简而言之,我的指标显示,中国并不需要赶上美国,已经在经济与军事两方面具备大国竞争者的地位,其实力远超美国上一个双极竞争对手苏联。
两强争霸
批评者可能会质疑北京是否真的具备竞争能力,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经济面临诸多问题,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益加强的高压政策将损害未来的创新能力。
这些观察指出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但也有几方面误判。
首先,中国增长放缓本就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总会放缓,能够维持增长的经济体通常会稳定在每年1%至2%左右。
正如过去增长迅猛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华民国所经历的一样,增速放缓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例如人口结构恶化、工资上升,以及多年大规模投资后导致的金融危机。
因此,中国的成功与否,关键不是是否还能维持1990年代的高速增长,而是能否使经济过渡到成熟阶段,并维持较低但稳定的增长率。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确实面临重大挑战,包括房地产行业危机、巨额债务,以及学者们所说的“内卷”问题——企业间在不断缩小的利润空间中展开激烈竞争。
没有人能预测中共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但关于“中国已到巅峰”的论断为时尚早。此前,怀疑者曾多次宣称,中国的政权会因多种问题而垮台,或经济增长会因此停滞,比如对高压疫情政策的民众反弹,或治理环境破坏所付出的代价。但这些预测均未应验。
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一个像中国这样具备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对手时,假设其将自行崩溃,是极糟糕的政策指导思路。
另一些怀疑者则认为,习近平的政策,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加强、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加剧(如2020年后的科技行业整顿),以及一系列其他“新威权主义”举措,削弱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创新确实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至关重要,大国必须在技术前沿展开竞争。如果习近平推行阻碍创新的政策,中国将难以保持领先地位。
但北京的许多政策似乎正在取得成效。对高技能人才以及科研开发的巨额投资,造就了先进的劳动人口。在绿色能源、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政府资金投入,推动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商业竞争力。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也并未妨碍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通信、超级计算等技术领域取得成功。
事实上,在许多领域,中国不仅能与美国竞争,而且正争夺主导地位。
一些反对双极格局判断的人还可能认为,世界事实上已经是多极格局。毕竟,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邻国乌克兰,与中国的联盟在地缘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技术、外交上都极具影响力,还有一批中等国家影响力日益上升,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
确实,1990年,中等国家的全球GDP占比约为15%,而到2022年已达30%。在军事方面也变得更有能力,1990年,中等国家的军费占全球约7%,到2022年这一比例为15%。
然而,中等国家影响力的上升不应与多极格局混为一谈,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未超过大国门槛。
德国和日本的军力动员水平偏低,仍未迈入大国行列,两国是否会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并因此跨过大国门槛,目前尚不确定。
俄罗斯也未达到大国标准。如果俄罗斯是大国,就会击败乌克兰,并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对西欧构成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
印度未来或许能达到大国地位,前提是继续实现经济增长并提高军费开支,但目前尚未达标。
当前,只有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与军事实力两个方面同时超过了大国门槛。
后院争夺战
在双极时代的初期阶段,中美之间在各领域的竞争正在加剧:贸易、金融、技术、全球治理和军事。
政治学家巴里·波森曾指出,在双极格局下,“边缘地带将消失”,如今全球各地都感受到这场竞争带来的震荡,证明了这一判断。
比如,美国正担忧中国在中东的影响日益增强。尽管美国在中东拥有众多长期关系,但中国已在这一地区成为重要的经济、技术与安全合作伙伴。
然而,双极格局的第一法则是:确保控制自己的后院。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最近美国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加强军事存在,部分就是在向加拉加斯及该地区其他政府发出警告:若与北京走得太近,将面临后果。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也曾向巴拿马发出类似信号,警告若继续让中国企业控制巴拿马运河的重要基础设施,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拉丁美洲在冷战期间曾深受双极竞争的影响,如今在中美这场新兴的超级大国竞争中,再次感受到这一压力。
在东亚,中国可能会推进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
北京将继续对邻国施加渐进式压力与经济胁迫,促使其与华盛顿脱钩或保持距离。未来几年,北京在政治和军事上多大程度上尝试将美国赶出亚洲,将可能成为美中战略竞争的主战场。
包括美国条约盟友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一直以来的口号是“别让我们选边站”。但在双极格局下,超级大国后院中的小国已不再拥有选择的奢侈,这些国家将被迫选边,而且必须“正确”选边,即按照邻国的要求,否则就将面临严重后果。
双极格局的回归意味着,人们必须再次记起(而且是带着忧虑与恐惧)超级大国竞争的本质、强度与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