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尔街日报，作者是Katherine Long，Ben Foldy和Lingling We。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在洛杉矶一间封闭法庭里，情况似乎不太对劲。
在家事法官艾米·佩尔曼手下工作的书记员，正在审核一些常规的代孕申请时，注意到了一个怪事：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
一名中国亿万富豪正在申请至少四个尚未出生孩子的亲权，法院进一步调查发现，他已经通过代孕方式成为至少八个孩子的父亲，或正在成为父亲。
2023年夏天，佩尔曼传唤徐波参加一次保密听证会。根据出席听证会的人士说，他并未出现在现场。这位游戏开发公司的老板居住在中国，通过视频连线出庭，并通过翻译发言。
他表示希望通过代孕拥有大约20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还必须是男孩，因为他认为男孩优于女孩，未来好继承他的事业。
他有几个孩子正由保姆在附近的欧文市抚养，等待前往中国的手续。他告诉法官，他还没见过这些孩子，因为工作太忙。
出席听证会的人士表示，佩尔曼感到震惊。
代孕原本是帮助人们组建家庭的工具，但徐波的说法听起来不像是在为人父母。
专家表示，通常只要是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法庭都会快速批准预定父母的亲权请求，但这一次，法官驳回了他的申请。这一决定让他花钱请人所生的孩子陷入法律真空状态。
徐波在网上超级勤快，但现实中极为神秘，极少接受记者采访，近十年来几乎没有公开露面。
徐波公司多益网络的一名代表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提出的关于听证会或徐波使用代孕的具体问题。这名代表在邮件中表示：“老板不接受任何人、任何目的的采访请求”，并称“你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不属实”，但是他不回应哪些内容不属实。
这起保密案件中的裁决，在美国基本未受监管的代孕行业中很少见。一些中国富豪正在通过代孕秘密拥有大量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由于美国的代孕法律程序通常是私密进行，往往不会出现在法院公开记录中，因此外部监督极为有限。
一些中国父母受到马斯克育有14个孩子的启发，花费数百万代孕费用，雇佣美国女性帮助他们建立令人咋舌的家庭规模。
徐波自称是“中国第一父亲”，被视为直言不讳的反女权人士。他的公司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在美国通过代孕已拥有超过100个孩子。
另一名中国富商希望教育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汪辉武，则聘请美国模特等人捐卵，生育了10个女孩，据这名高管所办教育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目的是未来将她们嫁给有权势的男性。
一般的中国客户更正常一些，是那些没有时间或意愿自己生育的企业高管、年纪较大的父母，或同性伴侣。据安排代孕业务和从事代孕法律工作的人士表示，这些人都具备前往国外的财富条件，同时也能保有足够隐私，以应对在中国国内可能遇到的程序、舆论和法律问题。有些人还具备避免受罚的政治影响力。
专家表示，这一市场已经发展得极为成熟，以至于有时候中国父母可以不踏入美国一步就拥有在美出生的孩子。
为了满足需求，美国已兴起一个由代孕中介、律师事务所、诊所、接生服务和保姆服务组成的迷你产业链，甚至提供从医院接孩子的服务。客户可将基因材料寄往海外，再“收货”一个婴儿，每名孩子的总费用高达20万美元。
亚洲对国际生育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也吸引了美国投资者关注。彼得·蒂尔的家族办公室投资了一家在东南亚设有连锁试管婴儿诊所的机构，并在洛杉矶新开设了一家分支。
大多数美国州并不禁止外国父母与美国代孕者合作。中国法律虽不明文禁止公民赴海外代孕，但政府曾对此提出批评。
在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代孕在道德上可疑且具有剥削性，中国名人或官员在海外代孕的消息有时会引发丑闻。
在美国出生的婴儿，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外国人利用这一宪法保障获得国籍的做法长期以来就是政治上的争议焦点。
2020年，美国国务院收紧签证规定，限制所谓“生育旅游”，以遏制外国孕妇赴美生产。今年1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除非至少一名父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否则孩子不得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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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令目前正由联邦最高法院审查。尚不清楚这些规定是否适用于与美国代孕者合作的外国人。
上个月，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联邦参议院提出法案，拟禁止某些国家的人在美使用代孕服务，其中包括中国。
他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洛杉矶一对中美夫妇正接受联邦人口贩运调查，这对夫妇在过去四年里通过代孕生育了20多个孩子。
执法部门也在调查一些与美国代孕者合作的中国父母。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调查人员已访问了部分与中国客户合作过的代孕者。根据这些代孕者的说法，目前尚不清楚调查的具体目的。
“我们不是好市多”
张欣是IVF US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公司在美国和墨西哥拥有生育诊所网络，服务对象为中国富人，并与代孕机构合作。
他说，以前的客户主要是想规避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父母。这些孩子作为美国公民被带回中国，不受中国处罚机制约束。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于2015年废除。
他表示，近年来客户群体已发生变化。
“马斯克现在成了榜样。”张说，越来越多的“疯狂富豪”客户想通过代孕拥有数十甚至上百个在美出生的孩子，目标是“打造无法撼动的家族王朝”。
中国另一名从事教育行业的富商也提出类似想法。据张介绍，此人想通过代孕一次性拥有200多个孩子，并构想成立一个家族企业。
“我直接问他，你打算怎么养这么多孩子？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因此拒绝了这名客户。
其他代孕行业从业者也描述了类似令人瞠目的数字。加州一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过去几年他帮助中国客户完成了100个孩子的“订单”，这个需求分散到多家代孕机构。
洛杉矶一名代孕律师表示，近年来他协助一名中国亿万富豪通过代孕育有20个孩子。
洛杉矶代孕律师阿曼达·特罗克斯勒说，她的事务所曾接洽一名中国女性客户，这名客户表示想同时进行8至10个代孕，并要求打折。
“我当时说，我们不是好市多。”特罗克斯勒说，她没有接这单生意，因为她拒绝同时进行超过两个代孕的客户。
业内人士指出，监管如此薄弱，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识别某个客户是否同时在多家机构、多名律师协助下安排多个代孕。
加州代孕机构负责人乔伊·米兰表示，她曾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单身父亲，对方想聘请4名代孕者。她为他安排了一位代孕母亲，后来才发现此人又去其他机构找了更多人。
“我们通知他说，预产期快到了，孩子马上出生了，他惊慌失措，说‘我们已经在照顾两个孩子了！’”米兰说，“你不是不能要4个孩子，有些家庭也有4、5个，但如果你后悔了，就没办法回头。”
行业组织建议，代孕机构和试管婴儿诊所不要与意图同时进行超过两个代孕的父母合作，原因是这种安排在后勤和情感上都存在挑战，并可能加剧代孕将怀孕商品化的观感。
但米兰表示，这一建议并无强制效力。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是被取消会员资格。
代孕机构老板、捐卵与代孕伦理协会（Society for Ethics for Egg Donation and Surrogacy）理事会成员莉萨·斯塔克·休斯承认，确保这些建议被遵守非常困难。她表示，该协会正在讨论如何在不违反病患隐私法的前提下，更积极地识别哪些父母正同时在多家机构安排多个代孕。
有些机构则毫不犹豫。纽约生育诊所Global Fertility & Genetics的首席执行官胡伊晗，帮助中国父母与代孕机构建立联系。
她表示，当客户想同时安排三到四个代孕时，代孕机构的反应通常很积极，“我得到的反馈是，这个客户很大！我想接！”
代孕机构通常每个代孕可获得4万到5万美元报酬，另需支付给代孕母亲的费用另算。
女孩们
中国政府通常对公民赴海外代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甚至允许外国机构在国内悄悄推广服务。
不过，与代孕者合作的中国父母有时仍会面临舆论反弹。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卫生主管部门认为，代孕可能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严重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危机”。
汪辉武通过美国代孕成为10个女孩的父亲。据其公司内部人士透露，他购买了数十颗来自模特、金融学博士和音乐人的卵子，每颗费用在6000至7500美元之间。他是总部位于四川的教育集团XJ国际控股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前身为希望教育集团，拥有并运营多所大学和职业学院。
知情人士表示，汪辉武更偏好女孩，希望她们将来能嫁给世界领导人。
一据称来自一位与汪辉武共用保姆的人士的聊天截图，在2021年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内容涉及汪在美国代孕的情况。
中国媒体批评王，称商业代孕剥削女性，违背中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当时，他公司股价大幅下跌。
2019年初，曾短暂与Prada签约的中国女演员兼模特郑爽，与男友一起聘请了两位美国代孕者。根据科罗拉多州一宗涉及两名孩子的监护权诉讼文件，在孩子出生前，这对情侣关系恶化，郑爽开始动摇。
据法院文件中代孕机构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示，郑爽曾考虑要求其中一名代孕者终止妊娠，但胎儿已进入晚期，无法终止。
最终，孩子的父亲张恒飞往美国，在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出席孩子出生，并留在美国照顾两个孩子。后来他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发文称，郑爽曾考虑堕胎。
中国共产党随后发布声明对两人予以谴责。
“对中国公民来说，仅因中国禁止代孕而钻法律空子、逃往美国，这绝非守法行为。”中共中央政法委在声明中表示。
郑爽随后被多个时尚品牌解约。两人被调查是否存在偷税漏税问题；郑爽被罚款近4,600万美元，张恒则被罚款500万美元。
根据法院文件，张恒最终获得两个孩子的唯一抚养权，并在加州共同创办了一家专注服务中国客户的代孕机构。
据行业律师和中介机构表示，甚至有中国政府官员也选择赴美进行代孕。
代孕是2023年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失踪事件丑闻的关键一环。秦刚曾是习近平的亲信，因中共内部调查发现他与著名女主播傅晓田有婚外情而失势。
傅晓田于2022年底通过美国代孕生下一名孩子。中国政府从未公布孩子的父亲身份，但事件引发外界猜测秦刚是父亲，并在党内引起更大范围的审视，是否有其他高级官员也通过代孕在海外生育。
据知情官员透露，秦和傅在丑闻爆发后均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与此同时，一些年长的中国父母，年轻时受独生子女政策限制，如今也开始通过代孕在超过常规育儿年龄后扩大家庭。
“任何中上阶层家庭，任何60岁的男士，现在都在进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复仇。”纽约试管婴儿公司首席执行官胡说，“他们试图弥补年轻时渴望却被严格限制的东西，当时无计可施，技术尚未成熟，市场也不存在。”
监管套利
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2014至2019年间，国际父母在美使用代孕的次数增长了四倍。当年，美国诊所为国际父母启动了3240个代孕周期，占美国总数近40%。受疫情期间全球旅行限制影响，这一数字在疫情期间有所下降。2014年至2020年间，国际父母中有41%来自中国。
一些投资者押注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2018年，总部位于四川、在香港上市的锦欣生殖集团收购了南加州的HRC Fertility连锁生育诊所，该机构原本已有大量中国客户。
根据公司文件，2020年锦欣与一家美国代孕顾问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2018至2021年间担任锦欣董事长的王斌，曾是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级官员，该公司股东中也包括国有银行。
彼得·蒂尔的家族办公室曾参与Rhea Fertility两轮共计3,000万美元的融资，该公司计划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开设国际生育中心，重点服务亚洲父母。Rhea首席执行官玛格丽特·王表示，Rhea在2024年末在洛杉矶开设了试管婴儿诊所，目标客户是那些希望通过“监管套利”获取本国非法的生育和代孕服务的父母。
“美国依然是那些有资源、又需要走这条路的人的目的地。”王说。
“50个高质量男孩”
中国网络游戏亿万富豪徐波多年来在网上高调宣称，希望建立一个庞大的孩子王国。
在微博上，与徐波有关的账号写道：“多生孩子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并幻想徐波的孩子将来与马斯克的孩子结婚。
另一经认证为徐波本人运营的早期微博账号于2023年发文称，他希望拥有“50个高质量男孩”。
同年，佩尔曼法官在洛杉矶驳回了徐波的亲权申请。但2024年4月，一个与徐波相关的微博账号发文称，他已成功上诉。
“徐波有几名孩子（全部是中犹混血），在美国被女权分子和女性法官恶意判决下带走。”账号写道，“后来上诉了，所有开庭的案子都赢了。据说今天又赢了一案，又一个孩子被判给徐波，他已经接回了。”
这个用户否认自己是徐波，但《华尔街日报》分析后确认这个账号与另一账号都与徐波有关。
徐波公司的官方微博曾转发其中一个账号的内容，这些账号还发布了徐波参加美国秘密听证会的细节、他护照的裁剪照片、他孩子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其他私人文件。
2022年发布的一段视频配文称：“想象一下，一群宝宝向你跑来——是什么感觉？看看吧。除了你爱的人，还有什么比孩子更可爱？”
《华尔街日报》未能查到任何徐波对法官裁决提出上诉的公开记录。按照惯例，在洛杉矶提出的上诉通常会有公开记录。
代孕律师表示，如果徐波在洛杉矶法院被拒绝亲子关系确认，他有可能尝试在其他司法辖区重新提交同样的申请，比如代孕者所在地、试管婴儿治疗所在地或孩子出生地。不同司法辖区的法院未必能看到其他地方提交的确权申请。
上个月，徐波的前女友在微博发文称，他拥有300个孩子，分布在多个国家的不动产中。徐波曾指控唐婧盗窃，两人仍有多起诉讼在进行中。唐婧未回应置评请求。
当时，多益网络在微博发表声明称，“300”的数字不实，但证实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美国多年努力代孕后”，徐波“只有100多个孩子”。
2024年11月，这个与徐波有关的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十余名学龄前儿童在一处户外露台玩耍，地点不明。用户发文称：“真相是什么，大家自己看。”
当镜头环视露台时，孩子们，大多数看起来是男孩开始跑向镜头。
“爸爸！”他们喊道，“爸爸！”
来源：加美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