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68財經報社(北美)訊 周一（3月18日），《南華早報》報道稱，在過去幾周中，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恢複入境旅客和學生數量至疫情前的水平。
當中國一年前放棄了新冠疫情限制並重新開放邊境時，人們滿懷希望國際學生會回歸。2019年，即在疫情爆發前，新生錄取人數創下了曆史新高，但在一年內，這一數字減半了。
一些學生自那時起已經返回，分析人士樂觀地認為今年這一數字將會上升，他們指出，新生錄取存在時間滯後，航班和學術項目逐漸恢複正常。
但潛在的學生似乎持謹慎態度。他們和在校及校友表示，地緣政治緊張、校園互動、繁文縟節和黯淡的就業前景已經抑制了他們對在中國學習的熱情。
賓夕法尼亞大學中國項目執行總監艾米·加德森（Amy Gadsden）表示，隨着外國對中國的投資在減少，中國經驗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重視。
加德森說：“過去，許多學生希望去中國，學習中國，了解中國，因為他們認為這會讓他們在就業市場上占據優勢。”“這在整個2010年代一直是學生興趣的主要驅動因素。但現在已經不再如此。”“人們不再覺得在中國度過時間會極大地提高他們的就業前景，而這在15年前還是事實。”
她補充說，對於從國家安全角度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來說，他們必須權衡在該國度過時間的興趣和擔心這可能影響他們未來就業的安全審查能力。
英國籍的傑克·艾倫（Jack Allen），在北京大學燕京學堂完成了為期兩年的項目後，表示他所在的同學群體對在中國度過的時間可能成為未來回國就業機會的阻礙存在不同程度的擔憂。
“即便在申請之前，我還記得讀到一些關於前燕京學者回到美國後被FBI詢問他們的學習情況的文章。”這位25歲的畢業生曾考慮從事公共服務職業道路。
“我在心里也曾擔心…我的經曆會如何被未來的雇主看待和接受。”
他認為自己“迄今為止還算幸運”，去年7月畢業後，成功獲得了在英國商會中國分會擔任活動和傳播執行官的職位。
艾倫說，但這種風險阻止了他的許多同齡人踏足中國大陸進行學習，其中一些選擇了“更安全更簡便的選擇”，比如短期訪問或在台灣的語言中心學習。
他說這種情況是矛盾的。在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時候，有才華的學生卻因為擔心在中國度過的時間可能會被負面看待而被勸阻獲得第一手經驗。
盡管尚未公布2022-23學年的官方數據，但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 ）估計，2022年中國僅有大約350名美國學生。
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國際教育協會（IIE）提供的數據，這與2011-2012學年約15,000名美國學生的高峰相比，是一個顯著的下降。
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數據，國際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構的新生錄取人數在2019年達到最高點，共計172,571人。2020年疫情爆發時，這一數字下降至89,751人，隨後逐漸上升至2022年的114,112人。
據中國招生平台中國留學網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理查德·考沃德（Richard Coward）稱，美國和韓國學生數量的下降幅度最大。
考沃德指出，去年一月中國開放邊境時，正值招生周期中段，許多潛在學生已經在沒有考慮中國的情況下決定了他們的學習目的地，因為中國在2022年全年關閉，不確定何時重新開放。
“學生平均需要大約八個月的時間來產生初步的興趣[申請學校]，然後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入學，所以存在時間滯後，”他說。
但他對即將到來的9月份的數據保持樂觀，因為他表示，興趣每個月都在逐漸增長。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前院長賈慶國（Jia Qingguo）表示，地緣政治並不是導致國際學生對中國興趣下降的唯一原因，因為自疫情後中國留學生在西方國家的數量仍然保持強勁增長。
他在兩周前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年會期間提交的一份提案中表示，對學術界界限的不確定性是外國學生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說，尚未發布有關外國人相關新法律實施的具體規定，“導致了一些混亂”。
例如，他說，與中國最近實施的反間諜法相關的實施細則尚未發布，使得不清楚可以收集什麼信息以及如何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進行收集。
對於在中國進行研究的研究生來說，法律的不明確以及數據收集中的其他困難尤為棘手。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加德森表示，博士生必須找到替代的研究方法，因為中國讓數據收集和調查訪談變得非常困難——“所有這些都是學術工作的基石……以前的一代博士生都能夠做到這一點”。
“中國的數據保護法日益嚴格……所以對於那些希望分析大量數據的研究人員來說，這更難了。開展研究合作也更加困難。”
對於燕京學堂的畢業生艾倫來說，官僚主義是另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特別是在申請工作許可方面。
去年7月，他和他的同學們畢業時，他們有30天時間獲得工作邀約，另外30天準備文件，對於一些人來說，這需要回家進行背景調查。
“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意味着提供比我們入學時已經提供的文件更多的文件，”艾倫說。“在畢業後如此快速地滿足所有這些期望非常具有挑戰性，需要平衡學習。”
總部位於北京的智庫中國與全球化中心的創始人兼主席王輝耀（Wang huiyao）指出，許多國際學生在中國學習所需的各種要素——從航班和付款方式到課程和項目——仍在恢複運營中。
“例如，一個國際項目已經中止了幾年，要重新啟動它需要重新組建教員隊伍並制定新的課程。這需要一個恢複的過程，”他說。
來自巴基斯坦的33歲的安妮·拉加里（Anny Laghari）於2017年在中國獲得了MBA學位，她申請了管理科學博士項目，希望能夠返回中國。
然而，她現在對是否應該接受一份每月津貼為3500元人民幣（486美元）的全額獎學金提供的選擇猶豫不決，擔心畢業後可能找不到中國公司的工作。
“如果我繼續讀博士，那將需要五到六年的時間，那時我將會是40歲左右，”她說。
“中國人太在意年齡了——一旦你跨過三十歲，他們就認為你變老了，而且大多數時候由於文化差異他們不太會和外國人相處。”
她補充說，中國經濟的低迷意味着即使是年輕的中國工人在就業市場上也面臨着嚴酷的現實，這將使她更難以獲得工作簽證留在中國。
“我正在考慮所有的原因，我不確定接受這個機會是否會給我的未來帶來任何積極的變化，”她說。
“我感覺很糟糕。我真的很想在中國長期居住。我在那里有很多回憶。我喜歡生活在那里。我希望未來對像我這樣的人能有一些改變。”
25歲的巴基斯坦籍酒店管理專業人士穆罕默德·沙希德（Muhammad Shahid）目前居住在迪拜，他在一所位於中國西南部城市成都的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在上完一個學期後於今年一月離開中國。
“只上課和做作業感覺就像在浪費我的時間，”攻讀企業管理專業的沙希德說。“他們更注重學術方面，而不是技能。沒有新鮮事。”
“在課堂上，我們像陌生人一樣坐在那里，”他補充道。“我們做了一些展示——但中國學生和國際學生分開。沒有學習，沒有分享想法……我對這些事情感到厭倦了。”
他在成都四川大學完成了本科學業，從2017年到2021年期間，他喜歡他在那里的生活。但是當他去年再次前往中國時，他發現學生簽證申請比以前更加困難。
“增加了很多要求，”他說。“在中國的移民局，技術方面變得非常複雜。
“中國在技術上比其他國家更先進，但在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這是現實。”
根據王輝耀的說法，預計前往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人數將保持相對較低水平，但來自東南亞和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表現出了更大的興趣。
根據《光明日報》去年10月份的一篇文章，超過一半的中國留學生來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
21歲的東南亞東帝汶籍學生蓋齊奧·羅薩里奧·里貝羅（Ghezio Rosario Ribeiro）在北京北航攻讀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在成長過程中，他看到中國成為國家建設的領導者，這激勵他申請到了他所說的“最好的教育”的國家學習。
這位21歲的學生表示，他的國家仍然需要人力資源，特別是在建築和設計方面。
“我非常樂意在畢業後返回我的國家並在那里工作。考慮到很多中國公司都在那里，我的中文技能將成為我的加分項，”他說。
他表示，即使在解除新冠限制之前，他也享受在中國的生活，但他希望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更高，因為盡管獎學金提供了每月2500元的生活津貼，但他還是不得不打工來支付在北京的生活費用。
據里貝羅介紹，一組超過100名學生簽署並提交了一份提案給他們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要求增加津貼。
雖然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影響了一些潛在學生的決定，但許多有過在中國經曆的人表示，在中國度過時間的好處超過了消極因素。
燕京學堂的校友艾倫說，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曆使他能夠“抵制對中國的單一化視覺”，並從中國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觀點。
加德森指出，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學生交流，一直是美中關系的基礎。“幾乎沒有問題是沒有中國角度或維度的，”她說。“當我們不深入研究和學習時，我們就對自己造成了傷害。”
她說：“重要的不僅僅是我們最高級別領導人對教育重要性的表態。”
“需要大學、教師、管理人員、像我這樣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去創造機會，並展示並解釋為什麼去中國以及為什麼去中國是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