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 （國際清算銀行）6月30日發布年中報告表示，雖然貨幣繼續寬松可以支撐經濟發展，但會令貨幣政策正常化變得更困難，路途更狹窄。BIS促請各國決策者“開動所有引擎”，應對全球經濟偏軟。
BIS呼籲各國在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措施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這才有可能使全球經濟擺脫引發未來的動蕩增長模式——債務驅動模式。
國際清算銀行(BIS)在其年度經濟報告中寫道，貨幣政策不能再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需要發揮其它政策驅動力，以確保全球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
在其年度經濟報告中，國際清算銀行呼籲各國在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措施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這才有可能使全球經濟擺脫債務驅動模式，該模式可能引發未來的經濟動蕩。
“要想讓天空更晴朗，就必須在速度和穩定性之間取得平衡，並節約一些燃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逆風。”國際清算銀行總裁奧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表示，“一個可持續的飛行路徑需要所有四個引擎（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財政政策和宏觀審慎措施）的全面參與，而不是短期的渦輪增壓。”
國際清算銀行在報告中表示，盡管全球擴張去年遭遇疲軟，但服務業的彈性和強勁的勞動力市場能夠在短期內支撐增長。就業增長和穩定的工資增長支撐了消費。不過，仍然存在重大風險，包括貿易緊張和債務上升，尤其是一些經濟體的企業部門。
“貿易緊張不僅給未來的需求和投資前景蒙上了陰影，還對現有供應鏈結構的存在以及全球貿易的未來造成困擾。”卡斯滕斯表示:“貿易戰沒有贏家。”
BSI展望認為，未來需要面臨的一些風險還包括部分發達經濟體銀行業利潤的疲弱，以及一些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EMEs)尤其是中國的去杠杆化，因為抑制信貸增長的必要舉措拖累了經濟活動。
由於新興市場對全球金融狀況和由此產生的資本流動更為敏感，這意味着，自金融危機以來，它們不得不應對發達經濟體寬松貨幣政策的強大溢出效應。
BIS年報中的第二章《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框架：通脹目標，匯率和金融穩定性》（II.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s in EMEs: inflation targeting, the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stability）分析了新興市場國家（EME）貨幣政策框架如何尋求解決由此帶來的權衡。這些框架通常將通脹目標制與貨幣幹預結合起來，並輔以宏觀審慎措施，以應對金融脆弱性的累積。
以下是這章的部分摘要：
在20世紀90年代的高通脹和危機之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采用通脹目標制作為貨幣政策框架，以追趕發達經濟體的趨勢。增加經濟基本面的政策支持了這一轉變，尤其是旨在克服財政主導地位、增強銀行體系穩健和發展國內金融市場的經濟改革。而這一制度的轉變，正好適逢通脹普遍更低更穩定，經濟增長更為平穩、金融體系更加穩定的時期。
這些轉變所取得的成就幫助新興市場國家更好地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並從金融全球化中獲益。但一體化帶來了新的挑戰。新興市場已經暴露在資本流動和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之下，自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GFC)以來，這種風險越來越大。主要發達經濟體接近零的（貨幣）政策利率和大規模資產購買，與新興市場國家強勁的資本流入和匯率升值相伴而生。而一旦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央行采取措施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之後，大量資金流入與強勁資本流出就交替出現，反映出全球市場情緒的風險偏好的漲跌波動。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的通脹目標機構（inflation targeters）都采取了受控的浮動匯率制度，利用外匯幹預來應對資本過度流動以及匯率波動帶來的挑戰。這與教科書中有關通脹目標機構的標準處理方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主張不借助外匯幹預而自由浮動。
此外，由於寬松的全球金融環境傳導至國內金融周期，政策制定者已將宏觀審慎措施(在某些情況下，還包括資本流動管理措施)納入其貨幣政策工具包。從這個角度來看，EME的通脹目標機構的實踐已經超越了理論——正如發達開放經濟體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最初采用通脹目標制時所看到的那樣。
“這種多工具政策制定在概念上還沒有很好地錨定。EME貨幣政策實踐已經超越了理論，理論必須要跟上。”貨幣和經濟部部長克勞迪奧·博里奧(Claudio Borio)表示。
本章回顧了資本流動和相關匯率波動給EME貨幣政策框架帶來的挑戰。第一部分概述了EME貨幣政策框架在過去20年中是如何演變的。第二部分討論資本流動和匯率如何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第三部分着眼於EME貨幣政策框架是如何調整以應對這些挑戰，尤其是通過外匯幹預，以及互補工具的作用——尤其是宏觀審慎措施。本章最後探討了對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框架及其更廣泛的宏觀金融穩定框架設計的一些影響。
來源：微信公眾號路聞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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